摘要：上部为短横杆、下部为长直杆组成的丁字棍图像在唐代墓葬壁画中很常见，学界对此类丁字棍的名称和功能尚无定论。经分析发现，发现有丁字棍壁画的墓葬均分布在关中、太原地区，年代集中在初唐至盛唐时期。从壁画中的器物组合来看，丁字棍是唐代贵族的日常用具，与“拂尘”有较强的关联，拂尘应为用于搭开帷幕的乌叉。持乌叉的侍女与持拂尘的侍女组合，其实代表的是“理帘扫设”的侍女群体。 这一组合在唐代墓葬壁画中的出现与消失，受到唐代六卿二十四官制度演变的影响。
唐代墓葬壁画中经常出现由上部短横杆、下部长直杆组成的丁字棍。在描绘墓主人生活场景的壁画中，就有手持这种丁字棍的侍女形象，而随行侍女手中通常还拿着拂尘、杯盘、瓶瓶罐罐、团扇、方盒、束物等日常用具。因此，丁字棍也应属于唐代日常用具的范畴，是研究唐代物质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目前，一些学者对此类丁字棍的名称和功能做出了一些解释。朱棣称此类棍为“丁字棍”，并将唐代墓葬壁画中丁字棍形象的出现与唐代书画欣赏活动的盛行联系起来，推测丁字棍即为“屏风玉鸦叉”中的“鸦叉”，即主要用于摆放画屏的画叉，并提出画叉的出现可能受到挂屏的影响[1]。张维申认为，初唐至高宗、武周时期，贵族阶层中书画欣赏活动盛行，但悬挂画作的习俗尚未形成，丁字棍与挂屏样式相似，应为用于摆放竖卷书画的画叉[2]。 刘先波和熊俊将此类棍棒分为“丁”字棍和“Y”字棍，并进一步提出了“丁”字棍和“Y”字棍之间的关系[3]。但目前尚无学者对唐墓壁画中丁字棍的特征作出阐述，认为丁字棍是用于悬挂画屏或书画竖卷的绘画十字架的说法也缺乏合理的解释。因此，本文在全面梳理唐墓壁画中描绘丁字棍的资料的基础上，首先明确唐墓壁画中丁字棍的特征，然后通过历史文献、传世实物和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探究唐墓壁画中侍女所持丁字棍的历史名称和实际功能。
唐代墓葬壁画中的丁字手杖
考古发现，共发现12座发现丁字棍壁画的唐代墓葬，相关信息如下。
1. 李真墓
该墓位于昭陵博物馆东壁外，年代为初唐，墓主人李真死时为子州刺史，官至四品。李真墓侍女手持丁字棍图位于第三甬道西壁[4]。图中侍女横持丁字棍，丁字棍顶端短横杆呈直角（图一：1）。第三甬道东壁绘侍女手持拂尘图（图一：2）。
图1 李真墓壁画
（《昭陵壁画》，第103、104页）
1. 第三通道窟西壁壁画 2. 第三通道窟东壁壁画
2. 新城公主墓
该墓位于礼泉县岩下乡东坪村，墓时代为初唐，墓主人新成公主为唐太宗第二十一女，其死后，高宗下令将其与皇后合葬于昭陵。新成公主墓内现存两幅侍女持丁字棍图[5]，其中一幅侍女持白色丁字棍图位于墓室北壁西侧（图2：1），另一幅侍女持浅褐色丁字棍图位于墓室东壁南侧（图2：2）。两幅图中侍女所持丁字棍顶端的短横均为直条。墓室西壁南侧为侍女持拂尘图（图2：3）。
图2 新成公主墓壁画
（《唐昭陵壁画》，第 86、89、94 页）
1.墓室北壁西侧壁画 2.墓室东壁南侧壁画 3.墓室西壁南侧壁画
3.长乐公主墓
该墓位于礼泉县岩下乡灵光村，年代为初唐，墓主人为唐太宗第五女长乐公主。长乐公主墓侍女持丁字棍图位于甬道东壁[6]，侍女所持丁字棍顶端短横为直条（图3）。同一侍女持物图上还绘有侍女持拂尘的图样。
图3 长乐公主墓壁画
（唐昭陵壁画，第37页）
4.韦妃墓
该墓位于礼泉县岩下乡灵光村，时代为初唐，墓主人韦贵妃贞观元年（627年）被册封为贵妃，唐太宗驾崩后，被册封为姬国太妃。韦贵妃墓中持丁字棍侍女像位于墓后室东壁南侧侍女主壁画中[7]。图中左侧男装侍女胸前持一根上端有短横杠的丁字棍，右侧男装侍女胸前持一个阔口长颈的胆汁瓶，中间之人应为韦贵妃（图4：1）。 墓葬后室东壁北侧侍奉男主人的壁画中，左侧绘有一名手持拂尘的侍女（图4：2）。
图4 韦妃墓壁画
（《昭陵壁画》，第 109、110 页）
1. 后墓室东壁南侧壁画 2. 后墓室东壁北侧壁画
5. 赵成墓
该墓位于太原市东儒村，年代为初唐，墓主人为秦朝大夫赵成。赵成墓内壁画目前仅部分出土[8]，其中一幅壁画描绘了一名手执短弯横杆的丁字棍和一名端着托盘的侍女（图5）。
图5 赵成墓壁画
（《太原唐墓壁画研究》第51页）
6.太原市金升村6号唐墓
该墓位于太原市金胜村，葬于唐代鼎盛时期，墓主人尸骨已腐朽，身份、性别不详。墓室西壁绘有持丁字棍侍女图[9]，图中侍女手持丁字棍，棍身短横，呈斜角弯曲（图6：1）。墓室东壁壁画绘侍女捂嘴图（图6：2）。
图6 金胜村6号唐墓壁画
（太原市金胜村6号唐代壁画墓）
1. 墓室西壁壁画 2. 墓室东壁壁画
7.太原市金升村4号唐墓
该墓位于太原市金胜村，时代为初唐，墓主人尸骨已腐朽，身份、性别不详。墓室西壁绘有持丁字棍侍女像[10]，侍女左手握一根顶端有短横的丁字棍（图7：1），墓室东壁壁画绘有持拂尘侍女像（图7：2）。
图7：金胜村4号唐墓壁画
（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
1. 墓室西壁壁画 2. 墓室东壁壁画
8、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代墓葬
该墓位于太原市南部金胜村，时代为初唐，墓主人为一男一女，身份不详。墓室西壁绘有一持丁字棍侍女形象[11]，侍女左手握一根顶端有短横的丁字棍（图8：1），墓室东壁壁画绘一持拂尘侍女形象（图8：2）。
图8：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墓壁画
（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
1. 墓室西壁壁画 2. 墓室东壁壁画
9.太原市金升村337号唐墓
该墓位于太原市金胜村，时代为初唐，墓主人为成年男性，身份不详。墓室东壁上绘有手持丁字棍的侍女形象[12]，侍女左手捧花，右手握一根顶端有短弯横条的丁字棍（图9：1）。墓室西壁壁画绘有手持拂尘的侍女形象（图9：2）。
图9：金升村337号唐墓壁画
（太原市金升村337号唐代壁画墓）
1.墓室东壁壁画 2.墓室西壁壁画
10.赫连山夫妇墓
该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年代为唐代鼎盛时期，墓主人为太上皇赫连山及其夫人李氏。墓室东壁绘有手持丁字棍的侍从像[13]，侍从手持丁字棍，棍上有一短横杆（图10：1）。墓室西壁壁画绘有手持拂尘的侍从像（图10：2）。
图10 赫连山夫妇墓壁画
（山西太原赫连山、赫连尖唐代墓葬发掘简报）
1.墓室东壁壁画 2.墓室西壁壁画
11. 郭兴墓
该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年代为初唐，墓主人为骑兵统帅郭兴。墓室东壁绘有持丁字杖侍女像[14]，侍女手持丁字杖，杖头有短横（图11：1）。墓室西壁壁画绘有持拂尘侍女像（图11：2）。
图1 郭兴墓壁画
（山西太原唐国兴墓发掘简报）
1.墓室东壁壁画 2.墓室西壁壁画
12.太原市晋源镇唐墓
该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镇，时代为初唐至盛唐时期。因棺床已残破，墓主身份及性别不详。墓室东壁绘有一持丁字棍侍女图[15]，左手握一根丁字棍，棍上有一短横杆（图十二：1），墓室西壁绘有一持拂尘侍女图（图十二：2）。
图12：晋源镇唐墓壁画
（山西太原晋源镇三座唐代壁画墓）
1.墓室东壁壁画 2.墓室西壁壁画
2. 唐墓壁画中丁字棍的特征
上述12座出现持丁字棍侍女图像的墓葬具有显著的共性。从墓葬年代来看，根据墓主人卒年及考古文献对墓葬年代的判断，12座出现丁字棍壁画的唐代墓葬中，初唐墓葬9座，分别为李贞墓、新成公主墓、长乐公主墓、韦妃墓、赵成墓、太原市金胜村4号唐墓、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墓、太原市金胜村337号唐墓、郭兴墓；初唐至盛唐墓葬1座，为太原市晋源镇唐墓； 盛唐墓葬有2座，即太原市金胜村6号唐墓、赫连山夫妇墓。从地理位置上看，发现丁字形棍壁画的唐墓集中在关中和太原，关中地区有4座，分别是李珍墓、新城公主墓、长乐公主墓、魏贵妃墓。太原地区有8座，分别是东儒庄赵成墓、金胜村6号唐墓、金胜村4号唐墓、太原南郊焦化厂唐墓、金胜村337号唐墓、赫连山夫妇墓、国兴墓、晋源镇唐墓。从墓主人性别上看，已知身份的7座墓主人均为贵族。 在9座已知性别的墓葬中，墓主为男性的有4座，女性的有3座，男女皆有的有2座。可见，发现丁字棍壁画的墓葬分布在唐代政治核心区，年代集中在初唐至盛唐时期。丁字棍的使用应该没有性别差异，在贵族生活中较为常见。
此外，从丁字棍顶端短横条的形状来看，唐墓壁画中的丁字棍有两种不同的形状：上部短横条为直形，上部短横条为弧形。前一种类型的带有壁画的唐墓有李贞墓、新成公主墓、长乐公主墓、韦妃墓等，均位于关中地区；后一种类型的带有壁画的唐墓有东儒村赵成墓、金胜村6号唐墓、金胜村4号唐墓、太原南郊焦化厂唐墓、金胜村337号唐墓、赫连山夫妇墓、国兴墓、晋源镇唐墓等，均位于太原地区。 因此，唐墓壁画中的丁字杖可分为“丁”字形的关中杖和“丫”字形的太原杖。但二者在墓葬年代、墓主身份、持杖者形象、器物组合等方面差异不大，因此“丁”字杖和“丫”字杖的名称和实际功能应相同或类似。其造型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制作丁字杖的工匠或绘制丁字杖的画家的生产习惯不同，也可能是不同地区居民审美取向或生活习惯的细微差异所致。
在传世实物中，日本正仓院藏有两根唐代玳瑁杖，与唐代墓葬壁画中描绘的丁字杖极为相似（图13）。据原田芳人说，两根唐代玳瑁杖一根纵杆长121.5厘米，横杆长32厘米，饰以玳瑁制成的藤蔓，杖尾嵌有红色象牙；另一根纵杆长133.5厘米，横杆长24.5厘米，杖身做成八角形，饰以金箔并涂以绿色，横杆末端嵌有象牙。[16] 这两根玳瑁手杖的长高比例、两端象牙镶嵌的细节与唐代墓葬壁画中的丁字杖一模一样，应为唐代墓葬壁画中丁字杖的传世实物，反映了唐代墓葬壁画中丁字杖的实际尺寸。
图十三：日本正仓院藏唐代玳瑁手杖
（《瞻战与雅查：唐墓壁画中丁字杖的使用初探》）
还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墓葬壁画中，随行持丁棍侍女的其他侍女通常手持拂尘、瓶杯盘、团扇、方盒、束物等日常用具，其中拂尘与丁棍的组合最为常见。除赵成墓缺乏完整的壁画图像资料外，其余11座墓葬中有10座墓葬同时绘有持丁棍侍女和持拂尘侍女，且这两类侍女图像在墓葬中的分布位置呈现出明显的联系：长乐公主墓中，持丁棍侍女与持拂尘侍女在同一幅持物侍女图中位于相邻位置； 韦妃墓中，持丁字棍侍女位于后墓室东壁南侧侍女主角图左侧，持拂尘侍女位于后墓室东壁北侧侍男主角图左侧；其余8座墓葬中，持丁字棍侍女与持拂尘侍女分别出现在墓葬东、西壁的相对位置上。这些有规律的分布形态表明，持丁字棍侍女与持拂尘侍女关系密切，已基本形成固定组合。 还需指出的是，同样描绘手持拂尘的宫女的房陵公主墓（图十四）和永泰公主墓（图十五）的持物侍女壁画中，并未出现手持丁字棍的侍女，但均描绘了与丁字棍形状略相似的如意棍[17]。而且，永泰公主墓壁画中，手持拂尘的侍女与手持如意棍的侍女也位于相邻位置。可见丁字棍与拂尘的使用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可能与如意棍的功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图14 芳陵公主墓壁画
（《唐墓壁画集》第60、61页）
1.墓室南壁壁画 2.墓室西壁壁画
图15 永泰公主墓室东壁壁画
（《唐墓壁画集》第132页）
3. T 形棒和窗帘
在唐代墓葬壁画中，丁字棍与拂尘的使用关联性强，其功能与如意杖相似。丁字棍、如意杖、拂尘可能都属于同一类工具，丁字棍与拂尘的组合与如意棍与拂尘的组合可能具有互换性。其中，如意棍是一种顶端为云形或手形的棍状物，通常由骨、铁、木等不同材质制成[18]。拂尘是一种由棕榈、麻、牦牛尾等制成的长柄与流苏组成的工具，具有卫生用具、玩物、乐舞用具等多种功能[19]。将如意棍与拂尘联系在一起的史料是敦煌蒙文《时用要语杂集》，属于小学类。 《时用重要词语杂集》主要记载了当时与日常用具有关的词语，其中记载屏风、障子、如意棒、拂尘、镜案等均属于屏风[20]。但如意棒和拂尘本身都不具备屏风或屏障的功能。之所以将它们纳入屏障用具，可能是因为如意棒和拂尘的使用与屏风、折椅密切相关，或对屏风、折椅的使用具有重要的辅助功能。例如，在唐代墓葬壁画中，侍女手持的拂尘具有卫生用具的性质，其主要功能应为擦拭屏风、折椅等屏障用具上的灰尘。 结合壁画中丁字杖和如意杖的形制以及正仓院中龟甲杖的尺寸，可以推断，如果丁字杖和如意杖是辅助或配合一些屏风、屏障的工具，那么其主要功能应为布帘、开帘。
在古代文献中，“帷”一词是对用于遮挡视线、分隔空间的类似设施的相对统称，包括帷幔、门帘、帐蓬、帐幔、帘子、帘子、带子等多种类型的窗帘。敦煌蒙文书《时事要字杂集》障壁部分记载的“屏风”应指帷幔。用于支设和展开帷幔的丁字棍，很可能就是李商隐《病中闻河东公乐英摆酒》诗中的“乌桕”[21]。以往学者将唐墓壁画中的丁字棍与乌桕联系起来，提出“乌桕”也可称为“崖桕”。“崖”字形与“崖”字棍形相似，认为丁字棍应为乌桕。 此外，考虑到唐代画叉的使用，以及贵族阶层赏画风俗的盛行，有人推测乌叉是用来展开画屏或立轴的画叉[22]。此观点尚有待商榷。首先，唐代墓葬壁画中的丁字棍不仅有“丫”字棍，也有“丁”字棍。其次，唐代墓葬壁画中并没有出现侍女手持丁字棍展开画屏或立轴画的画面。其实，“乌叉”和“丫叉”都是吴语，在吴语中读音同“桠杈”，其具体含义也与此有关，原本是指树木的树枝，因此不但适合形容“丫”字棍，也适合形容“丁”字棍。 另外，“展闸玉鄣叉”中的“鄣”不一定就是指画叉，“乌桕”也不一定就是画叉。乌桕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据史料记载，乌桕可以作为画叉展开画屏，可以作为拐杖辅助行走，还可以用来架设、展开窗帘。李适写“金雀锁门，玉乌桕展屏”时，也写到“楼上波涛窥锦，空窗日影戏纱”。“波涛从楼上探出头来”是说楼内锦帘从远处看犹如波浪，而“展玉乌桕”则表明了乌桕在展开、掀开窗帘方面的功能。 此外，还有“银泥踩玉鸦叉，金屋人乘车而来”[23]、“防风不需用拖帘遮盖，而以苇帘竹叉支之”[24]、“锁开金锁，帘卷玉鸦叉”[25]等诗句，也说明鸦叉可用来展开或掀开窗帘。
唐代墓葬壁画中，持叉侍女、持拂尘侍女的出现与消失，可能与唐代六商二十四部制的确立与演变有关。六商二十四部制是唐代宫廷官制的主体，直接继承自隋炀帝创立的六局二十四部制，下设上宫局、上仪局、上府局、上侍局、上亲局、上宫局，每局设四个部，从而将宫廷事务划分为24组不同职责的侍女。[26]六商二十四部制虽然是宫廷官制，但对唐代贵族的生活，尤其是唐代政治核心区贵族生活中一般侍女的职责划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墓主人生前侍从队伍的一个缩影，手持不同器物的侍女或侍女群可能是不同职责的侍女群体的象征，也是六商二十四部制的一个间接体现。这些侍女或侍女群的职责分工具体通过她们手中所持的不同器物来表达。鸦叉与拂子的固定组合，不仅是由于鸦叉与拂子之间的功能联系，也体现了手持鸦叉的侍女与手持拂子的侍女之间密切的分工。 结合文献中六商二十四司制的记载和唐墓壁画中捧物侍女的考古发现，负责皇帝卧室事务的上秦局有司社，掌管“帐幔席席，扫置设”，司羽，掌管“车辇伞扇翎”，司员，掌管“园圃栽植蔬果”，司灯，掌管“灯烛”[27]。唐墓壁画捧物侍女中的捧物侍女手中常常拿着鸦叉、拂尘、束绶、团扇、羽扇、鲜花、萱草、蜡烛等。由此可见，唐墓壁画中的捧物侍女似乎与负责皇帝卧室事务的侍女有着一定的联系。 其中，乌槊可用来架设、展开窗帘，拂尘可用来掸去灰尘和打扫。持乌槊的侍女与持拂尘的侍女的组合，应该代表了六商二十四府制影响下的唐代贵族生活中“管窗帘、地毯，扫地、立帘”的侍女群体。这一组合在初唐至盛唐时期的高级唐墓壁画中反复出现，也间接反映了这一时期六商二十四府制的稳定性。直到玄宗即位，才为消除太平公主的余孽和武、魏两位女主的影响，对六商二十四府制进行了改革。宫廷官员群体大大减少，只剩下商宫、商仪、商府三个局。 建立六个方，直到凯耶恩晚期才能恢复。[28]可能是由于这一历史事件的间接影响，或者是由于中间和晚期的社会动荡，不稳定的帝国力量和经济下降，坟墓结构，埋葬设施，埋葬设施以及该杂物的类型和质量均可构成这种定期的景点。中间唐朝之后，握住乌鸦叉和女仆在墓壁画中完全消失了。
四、结论
基于形状和大小，方言发音，流行时期，工具组合，历史背景等，可以清楚地看出，T型木壁画中的T形棍子和搅打的形状与彼此相似，并且与Ruyi croun的功能相似。每天具有实际功能的用具，也有符号的符号，持有对象的女仆的责任。唐朝。 在唐朝鼎盛时期之后，拿着乌鸦叉的女仆和握着质质的女仆的结合完全消失在唐墓壁画中，这可能是由于中间和晚期的坟墓设施的简单性，或者可能受到对官方官方体系的改革以及副正式官方官方官员的改革的影响。
滑动以阅读笔记
[1] [22]朱迪，“展示玉鸦叉：在唐墓壁画中使用T形甘蔗的初步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杂志》，2012年11月11日。
[2]张·魏森（Zhang ），“唐·唐·廷博（Tang Tomb ）藏着女仆的叮当形甘蔗”，2017年第2号温布（Wenbo）。
[3] Liu 和Xiong Jun，《唐纳王朝家具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6-251页。
[4] 博物馆，编辑，《 汤墓》中的壁画，文化遗物出版社，2006年，第215页。
[5]与[4]相同，第212-213页。
[6]与[4]相同，第201页。
[7]与[4]相同，第216页。
[8]文化文物参考材料社论委员会：“山上台湾的唐·鲁祖（Dong ）唐墓中的壁画，山西（四张照片）”，《文化文物参考材料》，第12期，1954年。
[9] 省文化文物管理委员会：“台湾市金申村的Tang 壁画第六墓”，1959年8月8日。
[10] 省文化文物管理委员会：“台湾南部郊区金申村的唐墓”，考古学，1959年第9号。
[11] 省考古研究所：“关于台湾市南部郊区的唐朝壁画墓的简要报告”，1988年第12期。
[1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台湾市政文化遗物管理委员会：“唐纳壁画墓337号，台湾金申村”，Wenwu，1990年12月12日。
[13]台湾文化文物与考古研究所：“关于在山上台湾的唐王朝的和坟墓发掘的简短报告”，Wenwu，2019年第5期。
[1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台湾文化文物与考古学研究所：“关于唐王朝的吉奥斯墓墓的简短报告，山西，考古与文化文物”，第5卷，第5卷，第5期。
[15]台湾文化文物与考古研究所：“三个唐王朝的壁画坟墓，位于台湾，山西，山西镇”，Wenwu，2010年，第7号。
[16]原田，Tang 的衣服，Toyo Bunko，1997年，第205页。
[17]张·洪克斯（Zhang ），《唐朝墓壁画的收藏》，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60-61页，第132页。
[18] Du ，《邓洪文件中的著名对象研究》，郑安格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50页。
[19] Wang ，“在Tang 墓壁画中看到的质量”，Wenbo，2000年第4号。
[20] Zheng Acai and Zhu , on Books, Gansu Press, 2002, p. 100.
[21]邓宗隆（Deng ），《李·上angy诗》（Li ）的诗，带有翻译和注释：第2卷，Yuelu House，2000年，第592-597页。
[23] Yao （清朝）：扬州县的重新编辑，第31卷，古代纪念碑的记录，古林出版社，2014年，第905页。
[24] Guan （清朝）：的旧房子的其余手稿，第3卷，古书籍出版社，2018年，第321页。
[25] Ruan Yuan and Yang (Qing ), , Books House, 2012, p. 773.
[26] [28] Wang Yan，“唐和五个王朝的宫殿官方体系的研究”，《 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第45-46页。
[27]唐的旧书，第44卷，官方官员，宗教书公司，1975年，第18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