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皇陵陈列馆

李思默，本姓阿史那，系颉利部族，阴山人。其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西北，为唐太宗陪葬墓。1992年10月，在清理墓葬时，出土了《唐前右卫将军兼兵部尚书李俊墓志》和《唐李思默前妻同皮甲克赫敦彦铎墓志》。可见该墓为夫妻合葬墓。两墓志均镌刻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四面饰有十二生肖图案。之后昭陵博物馆曾出版过几幅墓葬壁画，可惜没有发表简报。根据已公布的资料，墓室西侧壁画为侍女和站立的女乐师，对侧壁画情况不明。但如果推断唐墓壁画结构，很可能与西侧相同。也就是说，墓室壁画可能表现的是家庭宴饮的场景。

墓内最引人瞩目的是甬道两壁壁画，两壁各绘一尊神兽，即“镇墓兽”。据悉，甬道东壁神兽（图一）高110厘米，宽144厘米，虎头人身，鹰趾，双肩披长毛，上身赤裸，下着红裤，口大张，左腿向前弯曲，右腿向后蹬，左手握弓，右手控制弓弦，弓弦如满月，未绘羽箭。西壁神兽（图二）高114厘米，宽80厘米，鸟头兽口，人身鹰趾，鳄鱼尾，双肩披长毛，上身赤裸，下着红裤。它双手抱住一块大石头，双腿半弯曲，蹲在石头前。[1]显然，两只神兽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威严恐怖的氛围，给李思默墓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可以说，此像在已知的唐代墓葬壁画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尊神兽究竟是何神祇，在墓中又有何寓意？这些都是学术界尚未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李斯默墓志铭云：“宜命使者奉诏，与昭陵合葬，授东园秘器，葬于司马院外高处，墓似白道山，一切丧葬用品，官府供给，依藏俗火葬，再安葬。”[2]如前所述，李斯默本为突厥人，其墓志铭中所说的“依藏俗火葬”，即指突厥特有的丧葬习俗。《周书》对此丧葬习俗有详尽的记载。同书卷五十《突厥列传》云：

死者的遗体安放在帐篷里，子孙和亲属，无论男女，杀羊、杀马，放在帐篷前，作为祭品。他们骑马绕帐篷七圈，然后到帐篷门口，一边哭一边用刀割脸，眼泪流个不停，血流不止。如此反复七次，才停。选定一天，把死者骑过的马和穿的东西取来，连同尸体一起烧掉。剩下的骨灰，等到合适的时候再收集起来埋葬。春夏丧葬的，等草木枯黄落尽；秋冬丧葬的，等叶花绽放茂盛时再埋葬。下葬当天，亲属们祭祀，骑马割脸，如同新死者的仪式。下葬后，在墓前立石碑。墓碑的数量取决于死者一生被杀的人数。祭祀时使用的羊头和马头也挂在墓碑上。当天，男男女女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聚集在墓地。[3]

《隋书·突厥传》的记载与此略有不同，称“择日将尸体放在马上焚烧，取骨灰安葬”[4]。在确特钦墓中出土了王冠，在毕勒迦汗墓中也发现了所谓的宝物[5]，这都是突厥人死后焚烧自己吃过的东西的明显证据。这与鲜卑人焚烧随葬品的习俗不同[6]，后者虽然也焚烧物品，但并不将尸体与尸体一同焚烧。

唐代虽然有大量突厥人涌入中原，但是他们的丧葬习俗能否保留并延续呢？

唐中云王志敬为入主中原的突厥将领哥舒吉通撰写了《大唐左卫副都督哥舒吉通葬马铭》。[7]铭文中写道：“画云华聪，葬于墓角。”也就是说，哥舒吉通的坐骑云华聪不仅画有图像，而且葬于墓侧。此铭刻于武德年间，说明初唐突厥汗国盛行的祭马习俗在入主中原的突厥民族中仍然保留。[8]

同样，在东突厥国家灭亡后，流入中原的突厥贵族仍然普遍火葬，甚至祭祀。贞观八年（634），颉利汗死，唐太宗下令百姓安葬他，“依其俗，焚尸于灞桥以东，封为归义王，谥号皇。其前臣胡鲁达关吐谷浑谢氏，自刎以祭之”。[9]由此可见，颉利汗不仅被允许火葬，还允许其百姓自刎以祭之，与突厥习俗一脉相承。从上文也可以看出，唐太宗对突厥的丧葬礼仪是清楚的，这应该与他统一突厥，以及他“天可汗”的地位有关。于是，他宽宏大量地允许李斯默“继续沿袭西藏的火化遗体然后安葬的方法”。

唐朝廷中的突厥官员也利用本民族的丧葬习俗来表示忠诚。例如，唐太宗驾崩时，阿史那·舍尔“请求与他合葬”[10]，而“契毕合里则欲自杀以与他合葬”[11]。《资治通鉴》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

贞观二十三年八月（649年9月29日），文帝葬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舍尔、契毕合里请求杀后与文帝合葬，文帝派人来信，说前旨不准。文帝所俘虏的颉利等十四位蛮夷君主，都被刻成石像，镌刻其名，安放在北司马门内。[12]

由此可见，唐太宗在世时，阿史那社儿、契毕合里等曾向他表态，但未获其同意。后来，高宗李治仍按突厥习俗，将阿史那社儿、阿史那思摩等人的塑像刻于石上，竖立于昭陵北面的司马门内。[13]

到了唐初，突厥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了李唐皇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太子李承乾。

李承乾喜欢突厥人，喜欢征服他们。他选出一些长得像胡人的人，给他们披上羊皮，梳上辫子，五人组成一个部落，搭起毡帐，做五面狼头旗，用戟列阵，悬挂旗幡，为自己搭起帐篷。他命令部落聚集羊煮熟，然后拔剑割肉吃。承乾装作可汗而死，命令人民哭泣割脸，在周围驰骋。突然又站起来说：“我若是可汗，就率领数万骑兵到金城，然后解开头发，献身于司漠，成为军队的一员，岂不妙哉？”[14]

我怀疑太子成乾此举意在暗中训练军队，但暂不讨论此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唐初生活在中原地区的突厥人不仅有保留本民族丧葬习俗的宗教自由，而且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其丧葬事宜。

毫无疑问，对于在朝廷任职的突厥官员来说，允许他们采用本族的葬礼仪式是朝廷的莫大恩惠和荣誉。这应该是李斯默将此事写入墓志铭的重要原因。可惜，由于考古资料有限，我们很难推断出李斯默在昭陵采用的焚尸仪式的细节。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同样陪葬于唐太宗昭陵的阿史那钟便是其中一位。阿史那钟墓发掘时，墓室内只发现长铁钉（棺材钉），并未发现人骨[15]。有学者认为阿史那钟也是火葬[16]。与李思默墓一样，阿史那钟墓也是夫妻墓，其妻定祥公主比阿史那钟早20年葬入昭陵。上元二年（675年），阿史那钟重开墓穴将其安葬。定祥公主是韦妃与其前夫齐王李友敏所生。后来韦妃嫁给唐太宗，生下太子姬申和临川公主。也就是说，定祥公主、姬亲王李慎、临川公主李孟疆三人同母异父，被称为“皇亲国戚之女”或“皇亲国戚之女”。虽然韦妃死于麟德二年（665年），但唐高宗按照依山筑陵的制度，将她葬在了昭陵最靠近主峰的地方，并将她的陵墓修建为昭陵的二级陵，说明唐高宗对韦妃还是很尊重的。结合京兆韦氏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可以判断，以定祥公主的地位，她的遗骨不可能在下葬二十年后再用土耳其式的火葬方式焚烧。更重要的是，墓室中发现的棺材钉表明墓内使用的是木棺。但据了解，突厥墓葬不使用木制陪葬品，因为他们认为木中藏火，是神灵的居所。[17]因此，突厥墓葬多用石棺或陶瓮盛骨灰，很少使用木制陪葬品。即便是赤身裸体埋入土坑，也不敢将灵魂安放在任何木制陪葬品中。[18]钟阿史那墓在发掘前即遭盗掘，定襄公主的尸骨极有可能是被盗墓贼遗弃的。至于钟阿史那，从其入殓前使用商姓人雪明堂祭坛法判断，其采用火葬仪式的可能性不大。[19]如果采用火葬仪式，就不会和定襄郡公主葬在同一棺材中了。他的骨灰应该装在小石棺或者陶瓮里，而且他的墓志铭和碑文也应该写得清清楚楚，就像李斯默一样。因为朝廷允许他采用本族火葬，无疑是莫大的恩惠，他肯定不会不记录下这样的大事以示尊荣。

昭陵墓葬中，有两座单山式墓，即阿史那社儿和李思默墓。永徽六年（655年），阿史那社儿去世，“封为国将军、并州刺史，与昭陵合葬，墓形如葱山，立碑”。[20]阿史那社儿墓形如葱山，李思默墓形如白山。墓志铭：“宜命使者奉诏，与昭陵合葬，授东园秘器，葬于司马院外高处，墓形如白山，丧葬所需，官府自理。” 从山形墓主人的身份来看，其政治军事性质非常明显。[21]这显然是为了纪念墓主人的军功而采用的一种特殊的土丘形制，源于西汉墓葬制度。

在突厥民族的丧葬仪式中，也有描绘死者生前战功的传统。如墓前神道上竖立的杀戮石，意在显示墓主人生前的战功，如前文所述。此外，《北史》卷九十九《突厥列传》记载了突厥人的丧葬仪式，说：

外面画的是墓葬和房屋，中间画的是死者的相貌和生前参加的战斗阵型。[22]

《隋书·突厥传》卷八十四也记载：“墓中筑木构屋宇，内绘死者相貌、生前所战事”[23]，记载得更为具体。如开元十九年（731年），“阙特钦卒，诏令禁卫将军张去义、吏部郎中吕翔带印信到吐吐芬芳处吊唁，立碑，亲笔书写，并建寺，雕石造像，四壁绘战事图”[24]。

同样，李斯默墓内神龛的情况也不清楚，不过，北周安迦墓的发掘却给了我们另一条线索。安迦是突厥化的粟特人，其石床（即所谓的屏风石榻）上绘有其生前的主要事迹，受到中亚和突厥葬礼的影响。[25]既然神龛中的图像可以转移到墓葬内部，那么李斯默墓甬道墙壁上绘制的神兽是否也与墓主人特殊的丧葬习俗有关呢？

汉代墓葬浮雕的门扇上，往往刻有所谓的“绝掌”，这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李思默墓甬道东壁上那只持弓持弦的神兽，就是这个“绝掌”吗？古代的弩有两种：“手开者，谓之伯掌；脚开者，谓之伯掌”[26]。从战国时期出土的弩机来看，似乎是“臂开”（即伯掌）式的。但当时的文献中，却有威力达十二石、射程达六百步的强弩的记载，可能也有脚踏式的“绝掌”弩[27]。

“绝掌”一语源于《史记》，卷九十六《张相传》载：“申屠嘉，梁人。是名才臣，名绝掌，随高帝征战项羽，升为班师。”裴庸《集解》云：“徐光云：‘勇猛之人，有才力，能开强弩。’如春云：‘有才臣，力大，能踩强弩而开，故名绝掌。秦法有绝掌士。’”[32] 意思是踩着强弩而开。踩着的弩叫绝掌弩，又称踏弩[33]；踩弩之人被称为绝掌士，大概也是因为这也是形容踩弩之人的勇猛和力量。由此可见，绝掌士的典型形象是脚踩强弩，脚下踏弩。这是一种以脚为本，增加射程和威力的射法。汉墓浮雕中其形象的姿势，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甲类，背负箭矢，口含箭矢，脚踏弓弦，双手控制弓弦（图3、图4）。乙类，背无箭矢，与甲类相同（图5、图6）。丙类，背无箭矢，口中亦无箭矢，与甲类相同（图7）。墓门上雕刻绝掌士像，其目的是为了镇守墓室，这是共识，不必细说。

但如果我们将汉画中的卧兽形象与李思默墓甬道东壁上的貔貅形象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后者是呈“张开”的姿势，绝对不是蹲伏。那么这个貔貅应该是什么呢？

仅从甬道东壁壁画上，难以辨认神兽，我们再来考察西壁上的神兽。从墓葬壁画的构图来看，李思默墓甬道东、西壁上的神兽应属同一体系。因此，如果能解释其中之一，则另一个也应能得到解释。幸好，西壁上神兽怀抱的大石，为辨认神兽提供了途径。在北魏冯永妻袁氏墓碑上可见神兽（图8），旁有“抱石”铭文。所谓“抱石”，在《云集七千》卷二十四《日月星辰》中有记载：

北斗君，字君师，又字崇，江夏人，姓伯，名大宛，俸禄二千石。左右有雷、稷、太阴三神，掌管天下诸仙。昭尧、玉衡为轮。北斗星为九道光芒，照耀十方天。[34]

北斗神手捧二千石[35]，这就是双手捧着或举着石头的神祇象征的由来。换言之，所谓捧着石头的，就是北斗神，也就是太乙神，这是汉文化传统的神祇。据考古材料证明，太乙神至少在汉代就有此形象代表，如临猗石墓的横梁（图9）。后来，在北魏得以传承，除见于冯永妻袁氏墓志铭外，在陕西户县祖庵北魏石棺构件[36]中亦可见到（图10）。

由于李思默甬道西壁上的神兽即为太乙，甬道壁画的寓意即为太乙出行。这样一来，甬道东壁上的神兽应是一种驱兵兽，意在为太乙出行开道。从其形制判断，可能是“长头怪”之类的。若将其与墓碑四面阴线刻刻的十二生肖相结合，可知上述内容其实构成了墓中太乙出行的路线。[38]李思默墓碑上写有“丧葬费皆由官府负担”，也就是说他墓中的壁画应为朝廷颁布、绘制，可见唐太宗对李思默的重视。

如前所述，李思默墓中所见的太乙天神游行，在已知的唐代墓葬壁画中，是独一无二的。从其构图来看，它仍然具有汉魏时期的遗风。这也体现了初唐墓葬壁画的总体特征。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世纪丧葬观念、风俗与仪式研究”（批准号：）的成果之一。

笔记

[1]昭陵博物馆编，《唐昭陵壁画》，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2]《已故唐代右卫将军、兵部尚书、谥号顺利君（斯默）墓志铭及序》，吴刚主编，《全唐诗补遗》第三卷，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上栏。

[3]《周书》第50卷《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出版，第910页。

[4]《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64页。此《北史》与《周书》相同，见《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88页。

[5]林梅村，《比勒格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上海文博学刊，2005年第1期，第68-76页。

[6]沈瑞文，《蛮夷与追随者：安家墓与北朝焚烧墓葬》，《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第4-17页。

[7] 此题刻见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唐文实义》（唐陆心源藏）第十六卷，第10536页下栏，第10537页上栏。现存海宁吴氏天乐斋最精本。此据《唐代王之敬》一书，新民晚报2011年1月29日，第B04页。

[8][16][18]刘永廉，《突厥丧葬习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9]杜佑（唐），王文津等编，《通典》第197卷《突厥文》，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12页。

[10][20]《旧唐书》第109卷，阿史那·舍尔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90页。

[11]《旧唐书》第109卷《契毕阖里传》第3293页。

[12]《资治通鉴》第199卷，《庚寅文帝葬昭陵》，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69页。

[13] 葛承勇，《唐昭陵、乾陵异族石像与“突厥化”问题》，余泰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三卷，中华书局，2002年4月，第150-162页；后收录于其《唐韵·异声与异域文明》，中华书局，2006年，第180-197页。另外，有关昭陵十四王像的考古发掘，请参见：张建林，《唐昭陵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和一些认识》，《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14卷，第179-181页。 3，黄留珠、魏全瑞主编，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54-258页；张建林、石考，“唐昭陵十四夷王石像及石座的阐释与考证”，《碑林刊》第10卷，西安碑林博物馆主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82-88页；张建林，“唐昭陵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和一些认识”，范英锋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上），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24-229页；张建林，《昭陵石室初探》，载范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下），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8-41页。

[14]《新唐书》第80卷《李承乾传》，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第3564-3565页。

[1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物管理所：《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2期，第132页。

[17] 相关讨论，参见蔡洪生：《突厥之火论》，原载《中亚期刊》第一卷，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第145-149页；后收录于其所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130-143页。

[19] 参见沈瑞文：《阿史那钟墓考证正误》，即将出版。

[21]吴伯昌，《从昭陵葬谈唐太宗的葬墓制度与葬功臣》，《九州学林》2005年第4期，第2-53页。

[22]《北史》第99卷，《突厥传记》，第3288页。

[23]《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第1864页。

[24]《旧唐书》第194卷《突厥传》第5177页。

[25]沈瑞文，《论墓葬制度与墓主国家民族认同的关系——以康冶、安嘉、石俊、于洪等墓为例》，载朱玉琪主编：《西域文史》第6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205-232页。

[26]《海陆随史》卷二十“绝章”记：“申屠嘉，名绝章，随高帝伐项籍。颜师古云：‘今之弓弩，用手张之，谓之八章；用脚推之，谓之绝章。’”（叶廷贵著、李志良主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89页）

[27]杨洪，《中国古代兵器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37页。

[32]《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82-26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