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室壁画”研究课题
学术主持人：王晓阳
王晓阳
丝绸之路墓葬壁画与宗教艺术创新研究
——兼论世界墓葬壁画的比较意义
吴思嘉
玛雅墓葬绘画的宗教意义
——以帕卡尔石棺上的线雕为例
王世孝
古埃及墓室壁画“彼岸时间观”意象研究
宿主语言
在世界艺术发展史的层面上比较墓葬壁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资料令人望而生畏，而且该领域可供参考的理论成果很少。然而，这个话题的实际意义是非常明确的。一方面，中国拥有世界上墓葬壁画遗存数量最多、相关理论成果最丰富的国家。这个依据可以为世界墓葬壁画的比较提供明确的支持；另一方面，世界墓葬壁画可以为“一带一路”提供更广阔的文化交流视角。目前，“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南亚方向。墓室壁画可以覆盖这些方向，同时也可以指向地中海沿岸。和中美洲方向。本期三篇论文分别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中宗教艺术的创新，或与中美洲玛雅古墓壁画的比较，或与古埃及古墓壁画的比较。努力并慷慨。
关于作者
王晓阳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艺术理论
摘要：当前丝绸之路宗教艺术创新主要有新材料、新结构、新领域三大路径。其中，新结构创新成果最多，而新领域创新难度最大、最令人期待。在中国语境下，石窟艺术研究成果最多，而墓葬壁画研究缺乏系统成果。通过对墓葬壁画遗存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佛教传播初期，墓葬壁画比道教艺术给予了更明确的支撑。孔望山摩崖造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世界范围内，墓葬壁画可分为三个主要分布区域：中国及周边地区、地中海沿岸地区、中美洲。主要分布区域有彩绘墓室壁画、浅浮雕墓室壁画、线雕墓室壁画。类型，并将两种信仰体系分为连续生死转变和间断生死转变。因此，世界墓葬壁画是一个创新且清晰的理论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墓葬壁画可以在世界艺术史上获得更高的地位，同时也可以为丝路文明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覆盖面。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宣传和经济发展的推动，相关理论方面的创新要求日益明确和迫切。在丝绸之路研究成果中，宗教艺术是参与者众多、成果十分丰富的重要领域。梳理这些成果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领域的成果大部分是在佛教艺术研究领域进行的。在宗教艺术研究领域，墓葬壁画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它们不仅遗存非常丰富，而且与丝绸之路文明高度相关。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墓室壁画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丝绸之路是古老的文化交流通道。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能否产生创新研究成果？我们梳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创新路径、中国语境和世界语境三个维度探讨墓葬壁画在丝绸之路背景下可以获得的创新空间。
我们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探讨了墓葬壁画能够为丝绸之路宗教艺术方向提供的研究空间，同时探讨了墓葬壁画在世界比较层面上可能展现的巨大空间。
1.当前的三种创新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五年了。五年来，丝绸之路文明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众多学者的热情参与下，对创新的要求也自觉提出。学术创新是学术界的一致追求。就丝绸之路宗教艺术研究而言，目前主要有以下三个创新路径：
一是新材料层面的创新路径。
新材料层面的创新路径是学术界最渴望和最关心的，但这种创新尤其依赖于新出土的考古成果和新发现的文献。获得新材料才能实现创新，没有新材料就无法进行创新。这是一定的创新结构。一般来说，新的物质成果来之不易。目前的新材料成果主要在国外，如中亚考古发现、海外华文图书的收集整理等。
二是新结构层面的创新路径。
大多数学者都关注这条路径，这方面的创新成果也能被普遍接受。该路径主要是根据研究者已有的成果进行研究。相对而言，这些成果发表速度快、数量大。具有丰富研究经验的学者往往在这一领域努力工作。例如：最近出版的《丝路图画语言——唐墓壁画中的丝路文化》和《唐云胡风——唐墓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等，两本书进行了研究本书结构比较庞大，内容也比较丰富。可见作者对这方面的资料和理论的熟悉和了解。
三是新领域层面的创新路径。
新领域层面的创新显然可以带来巨大的学术空间。这样的空间可能依赖于新材料或新理论。因此，新领域的创新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新材料带来的新领域，比如邵学诚对阿富汗佛教艺术的系列研究，因为他有非常丰富的田野调查成果，在材料方面带来了新的领域；一个方向是新理论带来的新领域，比如对犍陀罗的新认识。基于早期佛教传播研究的新成果，如果对犍陀罗原文的新认识成立，或许有必要重新审视北传佛教在我国的传播路径，这将带来新的影响。字段。新领域是最有创意的，但也可能遇到最多的困难。 （图1）
图1 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第51窟北顶壁画
（图片来源：Rhie，《中国与亚洲早期艺术三》（：Brill，2010），图8.46。）
对于这三个路径的创新价值，我们根据相关研究结果做出这样的初步判断：
一是新结构层面的创新价值。这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主体，见效快、数量大、成果相对成熟。在这些成果中，写作学者是在已有的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结构合理，表达十分流畅。但结构创新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是基于原有的研究成果，研究对象没有新的变化。很多描述和一些观点是熟悉的，要获得良好的创新高度和相应的评价并不容易。
二是新材料的创新价值。新材料的获取路径因人而异，主要有国内和国外两个方向。在国内方向，传世资料存在较大困难，但随着当代考古活动的兴起，考古资料存在很多机会。在对外方向上，随着中外合作研究的发展，海外考古活动和文献整理活动将会越来越频繁，这方面也会出现很多好的成果。尤其是海外的考古成果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是没有争议的。然而，新材料不一定带来新理论，这是新材料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此外，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可能带来新的材料，比如口述历史的书写、大数据的整理等。
第三，新领域的创新价值。这方面的创新应该是所有学者的一致目标，甚至是终极目标，但却是最困难的。一方面，没有先例可循，结果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特别是理论创新成果得到认可的周期较长。这个阶段也有最未知的因素，比如学术热点的转移、研究条件的转移等。有些因素甚至可能导致研究目标最终偏离或消失，例如环境的变化和学术界评价的变化；另一方面，操作难度大，开发新领域时，新材料可能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开发。理论上可能会受到现有知识积累的限制，无法深化。另外，新领域的创新价值得到认可也有一个过程。大多都有明显的滞后期，长周期是客观存在的。
在梳理上述三个路径的创新，关注其他路径的创新时，还应关注理论创新的意义。总之，一切创新最终都必须产生理论成果。因此，我们在讨论丝绸之路文明研究的创新时，应该关注墓葬壁画在理论创新方面所能提供的学术张力和支撑。
2、中国语境下墓葬壁画的创新
新世纪以来，墓葬壁画的宗教艺术价值受到广泛关注。如何为“一带一路”研究提供创新动力并取得更好的创新成果？可以从新结构、新材料、新领域三个方面进行相应的排序。
一是创新新结构。
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宗教艺术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成果主要集中在佛教艺术领域，而墓葬壁画领域则不足。其中系统的研究成果比较缺乏，影响了相应研究的深度。考虑到新的结构，关于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和遗存分布的结构性讨论应该具有创新的张力。
第一，中原文化在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中发挥引领作用。
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交流之路。这种文明交流是双向的，即所谓“从东到西”（《尚书·愚公》）。不过，目前学术界对“东扩”格外关注，相应的研究也卓有成效。这样一来，“西进”可能就被忽视了，中原文化的统治地位也因此被忽视了。
从历代墓葬壁画中残存的图像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原文化的显性特征，比如佛教图像的缺失。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佛教的东传。中原文化在唐代全面接受佛教艺术，唐代墓葬壁画遗存的80%集中在京冀地区，是中原文化的中心区域。它决定了墓葬壁画之所以如此集中，显然不是佛教的繁荣而是李唐时期的强大。此外，在墓葬壁画的发展史上，墓葬建筑中不存在佛教造像的体系或独立体系，这也是当地其他宗教艺术遗存中罕见的现象。在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三教合一的造像在各地的宗教艺术遗存中屡见不鲜。这样的雕像在墓葬壁画中是非常罕见的。到了明清时期，才出现了一些三教并置的现象。因此，从墓葬壁画遗存来看，中原文化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交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这方面，对佛教艺术的本土化理解也是有帮助的。
其次，丝绸之路沿线墓葬壁画遗存分布有三个区域。
中国丝绸之路沿线宗教艺术的地理分布有何特点？过去学术界主要关注佛教艺术的发展轨迹，并未对墓葬壁画的分布进行系统研究。从墓葬壁画遗存统计来看，墓葬壁画遗存有东、中、西三个分布区域。这种遗存的分布与中原文化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具体来说，三个分布区围绕中原文化各具特色。中部地区是中原文化腹地，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包容性巨大。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宽容带来的文化现象。东西部是外来宗教艺术最早出现的地区，风格多样，开放性明显。其中，在东部分布区，地域文化特色受到关注；而在西部分布区，少数民族特色受到关注。中国墓葬壁画的三个分布地区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依托中原文化的引导和影响，墓葬壁画在丝绸之路沿线随处可见。从这一点来说，可以说宗教艺术承载着中外文明交流的潮流，也说明了中原文化的统治地位。
二是新材料创新。
新材料的创新一般依赖于新的考古成果。一旦这些结果出现，就会出现抢购潮。例如，进入21世纪以来，曹操墓与海昏侯墓的发掘，相关研究成果占据了同一时期。研究热点和最突出的新闻地点。
新材料并非人人都能获得，只有少数学者幸运。但我们也可以通过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从现有的考古成果中有所收获。在丝绸之路的背景下，深入审视孔望山摩崖造像的材料后发现，佛教的初期并没有得到道教艺术的支持，而是得到了反映轮回信仰的墓葬壁画的支持。 。
20世纪80年代初孔望山摩崖造像被重新发现后，中外学者对此十分热衷。他们写了许多论文和专着。但通过对孔望山摩崖造像遗存的梳理，我们有了以下新发现：一是道教造像的缺失。汉代道教造像基本上被学者分为三类：西王母像、老子像、仙人像。然而，这三种形象在孔望山摩崖造像中却很少，或者可能不存在，或者至少没有形成完整的形象。道教形象系统。事实上，西王母、老子、仙人等形象出现在汉代形象中，不经分析，不能视为道教形象。道教信仰的出现是在东汉中后期，其影响则更晚。但汉画像石在西汉末年就已出现这些图像，并在东汉初年有广泛的趋势。从遗留的现象来看，道教形象不能随随便便提出来。其次，轮回信仰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孔望山摩崖石刻中。从遗存平面图来看，孔望山摩崖造像呈倒丁字形结构。中轴线和横线主要是墓主形象等重生信仰的形象。中轴线两侧及水平线上方为涅槃像等佛像。这样的结构表明，轮回信仰的图像位于T形的树干上，而佛教图像位于树干的旁边。由此可以推断，两个图像系统在时间上是有先后顺序的。合理的解释是，轮回信仰先出现，佛像出现后。出现。这个时间差还可以提供这样的信息：在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图像系统中，佛教造像依赖于轮回信仰图像，或者说轮回信仰图像为佛教造像提供了支撑。
说白了，在佛教早期传入的研究成果中，过去不少学者都提到了道教艺术对佛教艺术的支持。但我们从孔望山摩崖造像遗存和其他汉代墓葬壁画遗存中发现，考古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相反，墓葬绘画对佛教的早期阶段起到了帮助作用。这一观点的物质基础是孔望山摩崖石刻，它是东汉晚期墓葬壁画的遗存。
此外，我们还整理了道教造像和文献遗存。从现有资料来看，道教早期是反对造像的。真正的道教造像，或者说文献中明确记载的道教造像，是南北朝刘宋以后所创作的，受到佛教造像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佛教艺术只能从随处可见、艺术成熟的墓葬壁画中找到支撑。从孔望山摩崖造像的遗存来看，汉代墓葬壁画提供了这样的佐证。 （图2）
图2 东汉孔望山摩崖造像实测
（摘自苏中宝主编的《海州石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彩色栏目为作者添加）
因此，我们有这样的假设：佛教的初期是靠墓葬壁画支撑的，或者说是根据墓葬壁画传播的，汉代之后是道教的帮助。
三、新理论创新
新理论的探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积累过程才能获得一些理论创新。在丝绸之路的背景下，对中国墓葬壁画遗存进行全面梳理后，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理论空间，其中有两点需要强调。
首先，元代墓葬壁画的归属与墓葬壁画的繁荣时期有关。
我们曾提出，我国墓葬壁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汉代及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的繁盛时期；隋、唐、五朝、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的鼎盛时期；以及墓葬壁画的衰落时期。时间是元、明、清时期。
但元朝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问题。一方面，目前元代墓葬壁画遗存有60余处，其数量与汉唐宋时期墓葬壁画遗存相当，且并未呈现衰落时期；另一方面，元朝是为数不多的国家政权，墓葬壁画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与同样拥有丰富墓葬壁画的辽金时期一起考虑。
在丝绸之路的背景下，我们强调中原文化的主导性，而这种主导性来自于中央政府的影响力，特别是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因此，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元代属于中国墓葬壁画的繁荣时期，并形成了这一阶段的特征：墓葬壁画的繁荣时期经历了唐、宋、元三个朝代。三个朝代的墓葬壁画各有特色。唐朝帝国化，宋朝平民化，元朝多元化。
二是墓葬壁画面积指标。
过去，墓葬壁画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系统的成果，很多考古报告也没有描述。但我们用面积指标计算发现，在有考古报告的千余座壁画墓葬中，可统计的墓葬壁画面积超过一万处。平方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由此引出三个见解：第一，中国绘画史上最大的类型应该是墓葬壁画。其次，中国墓葬壁画在宋代以前就很盛行，遗存大量。但同时期的画作流传甚少。因此，要解释宋代以前中国绘画的发展，必须依靠遗存面积巨大的墓葬壁画。三是墓葬壁画遗存数量较多，但文献记载却很少。古代流传下来的绘画不多，但文献很多。这一现象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图文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和新的结构。
在丝绸之路背景下，墓葬壁画面积指数具有理论意义。从目前遗存统计来看，一半以上的遗存都在丝绸之路上，大部分高规格壁画墓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壁画墓也都在丝绸之路上。因此，墓葬壁画的面积指数也能为丝绸之路的研究带来裨益。创新的创新材料。
三、世界语境下墓葬壁画的创新
墓葬壁画是宗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能否为中国语境和世界语境下的丝绸之路文明研究带来创新成果？答案是肯定的。但目前学术界尚无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成果，世界墓葬壁画的比较几乎是一个空白的学术领域。学术差距带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巨大的创新空间也是肯定的。对于世界墓葬壁画比较的创新之处，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讨论创新的可能性。
首先，墓葬壁画是一种具有一定规模的世界性艺术现象，这为墓葬壁画的世界比较提供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墓葬壁画是描绘墓葬建筑另一面的艺术作品。彼岸的存在是这一艺术活动的信仰基础。这种信仰广泛存在，为墓葬壁画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地都发现了墓葬壁画遗存。墓葬壁画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艺术现象。此外，在世界三大宗教的传播中还发现了墓室壁画遗存。例如，基督教传播初期就有墓葬壁画的创作活动，佛教佛塔中也出现了图案。
其次，中国墓葬壁画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世界各国墓葬壁画的比较研究提供有力支撑。目前世界范围内，墓葬壁画这方面还没有系统的成果，但中国学术界是个例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死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问题，墓葬壁画也因此屡见不鲜。中国拥有世界上墓葬壁画遗存数量最多、历史脉络最完整、研究成果最系统的国家。研究墓葬壁画的最大学者群体在中国。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的当代意义对世界各地墓葬壁画比较提出了研究要求。一方面，“一带一路”的宗教艺术成果大多产生于佛教艺术领域，需要通过其他领域的成果来丰富；另一方面，目前“一带一路”的宗教艺术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西方方向，世界墓葬壁画的题材相对可以覆盖更广的范围。此外，中国墓葬壁画可以为中国宗教艺术提供清晰的理论体系，世界墓葬壁画的比较研究可以提出中国面貌的理论体系。
其次，讨论了创新的理论准备。
世界墓葬壁画的比较是一个新领域，需要界定和描述一些基本的理论认识。我们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对世界各地墓葬壁画的理论认识。首先，从遗存分布体系来看，全球墓葬壁画遗存集中分布区主要有三个：中国及周边地区、地中海沿岸地区、中美洲分布区。其次，从壁画类型体系来看，世界上墓葬壁画主要有彩绘墓葬壁画、浅浮雕墓葬壁画、线雕墓葬壁画三种类型。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有各种类型的墓葬。地中海沿岸地区多有浅浮雕墓室壁画。中美洲地区多有彩绘墓室壁画和浅浮雕墓室壁画。第三，从宗教信仰体系来看，世界墓葬壁画主要有两种信仰体系：生死连续转化和生死间断转化。中国墓葬壁画描述了生与死的不断转变。 （图3、图4）
图3 阿蒙霍特普三世（公元前1390年-公元前1349年）木乃伊墓前的仪式墓入口
（图片来源：王士孝2018年摄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4Kerr 文件号K4549 墨西哥
（图片来源：-, A, of Maya，；Vol. 19, Iss. 1, (2008): 29-42。）
另一方面，讨论了世界各地的一些案例研究。我们专门考察了中国陪葬玉器和埃及木乃伊的宗教体验，可以发现：埃及木乃伊代表的是断断续续的生死转化的宗教体验，而中国的玉衣则代表着持续不断的生死转化的宗教体验。因此，从墓葬壁画上的图像来看，中国有关于生死的宗教信仰，但此岸与彼岸的界限是模糊的。由于两种宗教信仰体系的差异，中国墓葬壁画多为叙事图像，埃及墓葬壁画多为仪式图像，中美洲墓葬壁画则介于两者之间。
总之，世界墓葬壁画的比较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墓葬壁画不仅可以在世界宗教艺术史上获得更高的地位，也可以为丝绸之路文明的研究提供丰富而独特的见解。研究成果。
第三，讨论创新的意义。
由于世界墓葬壁画比较的介入，对于丝绸之路宗教艺术的研究可以获得一定的创新意义。主要期待三个方向：
一是对丝绸之路沿线宗教文化交流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丝绸之路文明研究中，宗教文化交流是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东传的影响和本土化的努力上。通过关注墓葬壁画，我们可以更系统地了解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由于墓葬壁画属于儒家体系，墓葬壁画表现出重生信仰对儒家研究的支持，比如重生行为对儒家信仰的另一面补充。 ，该领域的系统研究也可以成为宗教艺术到宗教理论的反馈。
第二，更合理的丝绸之路艺术系统。在当前的丝绸之路艺术体系中，壁画占很大比例的占很大一部分，但学术界主要与地面上的洞穴壁画有关。墓室壁画是地下壁画。中国有丰富的遗体，它们在周围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地面壁画和地下壁画之间也有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因此，如果坟墓受到普遍关注，丝绸之路的艺术系统将更加合理。
第三，关于丝绸之路文明的研究空间更大。过去，关于墓壁的研究主要在中国进行，而中国以外的研究是零星的，没有系统的结果。在丝绸之路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引入我们的系统研究结果，引起世界各地墓壁画的关注，并提供更多的考古结果，以便可以获得更广泛的丝绸之路文明。 （图5，图6）
图5阿比多斯祭司奥西里斯墓的小方尖碑，第26王朝（公元前664年）
（照片来源：2018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拍摄的Wang 拍摄）
图6RíoAzul的1号墓，经典时期（公元460年）
（图片来源：Adams，R。（1999）。RíoAzul：Maya City。：Press。）
简而言之，世界墓壁画的比较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墓壁画不仅可以在世界艺术的历史上获得更高的地位，而且还为研究丝绸之路文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见解。研究成果。
最初发表在《圭村大学杂志》（艺术版）中，第1期，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