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阜成门大街一处僻静之处，现北京行政学院院内，安放着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的墓。当时，在中国京城安葬外国人是违反礼仪的，但善良好学的利玛窦不仅带来了西方的新知识，还“渐入中国宗教”，写下了名著，受到人们的尊敬，因此被万历皇帝破格赐予了安葬之地。庄严洁白的墓碑，也是这段中西历史交流的丰碑。400多年前，利玛窦与中国学者的交往，特别是他与徐光启的友谊，写就了一段文明交流的佳话，展现了文化相遇的奇妙。他们的交往在历史长河中深沉而静谧，在全球一体化不断加深、呼唤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关口，愈发熠熠生辉。
北京市西城区利玛窦墓（中）及外国传教士墓地。 徐晃冠 摄
学者与传教士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达澳门。来华后，他感到“基督教并未引起中国民众的兴趣”，便先花时间研究汉语、中国风俗和儒家经典，并借助西方书籍、世界地图、天文仪器等引起人们的兴趣，结交学者朋友。
利玛窦把西方历法、欧几里得几何等西方知识引入中国，并带来了吸收欧洲地理大发现成果的世界地图，使明代中国人大开眼界。同时，他还把《四书》译成拉丁文，为读者留下《中国笔记》。此书出版后在欧洲引起轰动，被认为是继马可·波罗之后“重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毫无疑问，利玛窦在许多方面建立和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这一成就自然与他“入乡随俗”的开放、诚恳态度和乐于学习的精神有关，也得益于他与中国密友徐光启的相识。
2010年4月，《利玛窦——晚明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使者》展览在上海举行。摄影：荆伟
徐光启是上海人，他最早知道“李先生”是因为看到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1600年，两人在南京相识。1604年，徐光启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再次遇见利玛窦，后来以状元之名考入翰林院。在北京的几年里，两人交情颇深。徐光启阅读了利玛窦翻译的西方哲学、伦理学书籍，还就西方科学和基督教教义向利玛窦请教。他说“亦从他的游记中得知要点，偶而向他请教”，“他无所不知”。利玛窦也对徐光启赞不绝口。为了方便向利玛窦请教，徐光启还在利玛窦住处附近租了一套房子居住、学习。
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学习了西方天文、历法、地理、算术、水利、军事枪械等知识。后来，二人又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本和《量的意义》等著作。利玛窦逝世后，徐光启等耶稣会传教士翻译了《西方水法》，“以争李先生之志”，并撰写了《毕达哥拉斯学说的意义》和介绍红薯的《番薯评传》，继续向中国社会介绍科学知识。这些著作可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早结晶。
1610年5月，利玛窦在北京病逝，终年59岁。据金尼阁（ ）编撰的《利玛窦中国笔记》记载，利玛窦去世时，许多朋友、“大臣等高官贵人”都来吊唁。灵柩抬进墓地时，“保罗博士（即徐光启）特别悲伤……他对利玛窦神父特别真诚，他是一位高官，但他也流泪，作为友谊的最后抒发……”
上海徐家汇光启公园徐光启墓内的徐光启雕像。陈钰钰 摄
如今，这对外国友人已逝世数百年，但他们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互动仍为中欧双方珍视和延续。
从东方看西方：中国思维比想象中更包容
上海中国艺术馆收藏的当代画家李根志的作品《对话——徐光启与利玛窦文化同盟》再现了400年前两位好友之间的亲密互动：在摆放着地球仪和各类书籍的木桌两边，身着儒家服饰的利玛窦和身着官服的徐光启在交谈。
1667年耶稣会士柯雪所著的《插图本中国史》中，徐光启的肖像下有一段拉丁文引言“Legis”，意为“伟大的中国学者，基督教传教士”。
《图说中国史》中徐光启的肖像下有拉丁文介绍“Legis”。
西方传教士融入中国文化，中国文人也学习和接受了与自身文化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甚至思想信仰，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值得进一步挖掘。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东西方问题智库”学术顾问张希平在接受中新社《东西方问题》采访时表示，从晚清到今天，中国发展了，中国人也应该有更大的胸怀，用更平和的心态看世界，要像徐光启一样，保持开放、包容、健康的心态。
“中国人没必要重蹈晚清的悲剧，中国已经强大起来，现在特别需要健康的心态，走出晚清的悲剧。”张希平说。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东西方问题智库学术顾问张希平。 易海飞 摄
从西方看东方：欧洲有着与东方交流的传统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徐光启和利玛窦的关系是友谊。而且，文化差异是他们友谊的核心。他们都努力去了解对方的语言、知识体系和信仰。”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朱爱丽莎在接受中新社《东西方问题》采访时表示，传教士利玛窦希望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学者徐光启希望振兴晚明社会。他们都以极大的开放心态克服各种困难进行交流，因为他们相信彼此对话不仅能丰富自己，也能促进各自国家的进步。
朱以安认为，李、徐的互动引导我们拥抱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不是恐惧它。欧洲与中国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文化隔阂，相反，相互影响的程度远超人们普遍的认知。李、徐的互动展现了不同国籍、语言、宗教信仰的人之间可以实现的平等与和谐，而这正是当今世界亟需找回的。
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朱以安。图片由作者提供
张希平认为，1500年至1800年间，中国与欧洲有过一段“热恋”时期，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化感到好奇和钦佩。利玛窦以及跟随他而来的众多传教士，怀着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学者则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理性之邦。诚然，当时中欧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这种愿意主动去理解、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流的态度，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
“1500年至1800年的交流是中西方共同的文化遗产。西方尤其应该学习利玛窦‘儒学大一统’的精神，特别是面对逐渐发展的中国。”张希平对中新社表示。
利玛窦的《中国笔记》记载了他对中国的细致观察和描述：“我们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游历过中国的一些重要省份，同中国的贵族、达官贵人以及最杰出的学者都有着友好的交往，讲着这个国家的母语，亲自学习了它的风俗习惯和法律，最后，我们还昼夜不停地钻研它的文学。这些优点，对于没有进入过这个陌生世界的人来说，无疑是缺乏的。”
利玛窦曾表达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敬仰，认为孔子是一位博学多识的伟人，四书五经是一部关于国家未来繁荣昌盛的道德教诲的汇编。他认为中国人尊老、敬师、敬友的美德优于其他民族，中国的机械技术、中医以及天文学和数学的许多分支也十分发达。
利玛窦墓碑中央写着“耶稣会士李公之墓”。右边是小字：“利玛窦先生，又名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人，自幼入会修行，明万历壬午年航海来华传播基督教，万历庚子年入京，万历庚寿年卒，享年五十九岁，在会修行四十二年。”左边是意义相近的拉丁文。 徐皇官摄
同时，他还记录了封建帝王的骄横跋扈，明末官僚制度的臃肿腐败等等。全面公正的记录，使利玛窦笔记成为后世汉学家们的宝贵史料。1953年，耶稣会士路易·加勒格在《利玛窦中国笔记》英译本的前言中写道：“我们敢说，自三百年前金尼阁的书首次出版以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汉学家不曾提到过利玛窦，中国历史学家也无不引用金尼阁的书，它开启了中国和欧洲关系的新纪元……”
不过，序言中也写道，利玛窦的《中国笔记》虽然学术影响深远，但在汉学家和中国史研究者之外，却并不为人熟知。朱一安认为，要扩大人们对李、许二人的了解，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应该将两位人物同时介绍给公众，因为不了解其中一位，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另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