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陵，位于陕西省乾县西北的梁山。此陵墓规模宏大，文物丰富，被誉为“关中唐陵之冠”，在唐代帝王陵墓中具有代表性。1961年，国务院确定乾陵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了乾陵文物保护管理处。1978年，乾陵博物馆成立。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加强对乾陵的保护和开发，我们创办了本刊。希望广大文史工作者借助这个平台，进一步加强对乾陵的研究，弘扬大唐文化的博大精深。《乾陵文化研究》是乾陵博物馆主办的学术刊物。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在这里，我想先回顾一下乾陵研究的历史，希望大家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取得更大的成果。
学术界对唐乾陵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真正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建国后，党和政府为加强文物保护，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一些重要文物古迹进行调查研究。乾陵作为“唐陵之冠”，自然被列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当时，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对乾陵进行了集中调查，并于20世纪50年代末发表了一篇短文《乾陵调查》（《文物》1959年第7期）。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考古发掘的开展，出现了乾陵研究的第一波热潮。1960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出版了一部较为详细的《唐乾陵发掘记》（文物1960年第4期），介绍了当时乾陵的石刻和墓葬情况，还记录了发掘乾陵的过程，使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乾陵的情况，激发了人们研究乾陵的热情。1961年，考古工作者对永泰公主墓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不久，人民日报、大公报、陕西日报相继发表介绍永泰公主墓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以此为契机，许多学者加入到研究乾陵的行列。1963年吴伯伦在《文物》（1963年第1期）上发表了《唐永泰公主墓志》，贾生、天和在《美术》（1963年第6期）上发表了《唐乾陵石狮》、《唐永泰墓地石刻》。1964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这篇《简报》对永泰公主墓的地理位置、墓葬形式、随葬工具及葬式、随葬品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文章还附有大量图片，为研究乾陵及其陪葬墓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可惜1966年“文革”爆发，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20世纪70年代，由于“文革”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处于沉寂状态，但乾陵研究却因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的发掘而有了些许希望。1972年，《文物》杂志（1972年第7期）发表了《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和《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这两份简报虽然不如永泰公主墓的《简报》那样详尽，但客观地介绍了两座陵墓的墓体结构和文物，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发掘后，李求是和乾陵文物管理处曾撰文探讨两座陵墓的形制。王仁波曾撰文分析懿德太子墓壁画，此后研究工作再次中断，但一些考古工作者并没有放弃研究乾陵的热情，在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对乾陵进行了又一次考察（何子成，《关中十八座唐墓调查》，《文物资料汇编》1980年第3期；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墓调查报告》，《考古学刊》第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979年，王仁波发表《从懿德太子墓看唐代王室葬制》（刊于《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这是“整饬”后研究乾陵的第一篇论文。
20世纪80年代，考古界、史学界对乾陵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乾陵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阶段。1980年，陈国灿发表《乾陵唐代石像及石像题名研究》（《文物杂志》1980年第2期），受到学界的好评，被认为是乾陵研究的代表作。1982年，何子成、王仁波在《文物》杂志发表《乾陵》，再次介绍乾陵。1983年以后，每年都有新的乾陵研究论文发表，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其中，林嗣同《章怀王墓壁画初步研究》（体育文史1983年第2期）、云翔《关于章怀王墓壁画中‘日本使者’的疑问》（考古1984年第12期）、王仁波《乾陵石刻题材浅探》（文博1985年第3期）、杨正兴《乾陵》（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1986年）、王双怀《乾陵无字碑之谜》（中外史学1987年第1期）、张群《关于唐代乾陵石刻人像问题探讨》等，均收录于《乾陵志》。朝代》(国际唐文化史论文集，1989年)、张永祥的《关于乾陵陪葬的两个相关问题》(文博，1989年第2期)等均得到了很好的反响。此外，罗哲文、罗阳编著的《中国的皇家陵墓》(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年)、杨宽编著的《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孙仲嘉、林黎明编著的《中国的皇家陵墓》(黑龙江出版社，1987年)等也对乾陵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这些研究和介绍，再加上乾陵旅游的发展，人们对乾陵的了解逐渐增多，保护乾陵的意识也增强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乾陵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壁画等课题外，一些学者开始对乾陵石刻和乾陵文化的保护进行探索。1994年，杨忠堂撰写了《乾陵石刻文物风化蚀变微观特征研究》（《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6期）。不久后，何玲、甄光泉撰写了《乾陵石刻化学风化研究》（《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6期）。这类文章在乾陵研究中尚属首例。1996年，赵文润发表《论乾陵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首次系统论述了乾陵文化。 1997年，范英锋、刘向阳编著的《乾陵文物史记集》出版（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出版）。书中讨论了35个与乾陵有关的问题，并附有乾陵碑文。这是一本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著作。它的出版表明，乾陵研究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
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乾陵研究也迎来了新的阶段。研究乾陵的学者较以往有显著增加，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00年至2003年，有关乾陵的专著有20余部。2000年，范英锋的《乾陵历史地理初探》在《中国历史地理丛书》（2000年第3卷）中出版，进一步拓展了乾陵研究的领域。此后，张沛的《乾陵无字碑别论》（文博2000年第6期）、王汉章的《乾陵无字碑探讨》（文博2001年第2期）、范英峰的《乾陵文化再探讨》（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王小利的《乾陵六十一尊石像再探讨》（武则天与嵩山，中华书局2003年）、石全荣等的《乾陵无字碑新考》（武则天与嵩山）等相继出版。王双怀的《荒冢与夕阳：唐代皇陵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陈安礼的《唐代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刘向阳的《唐代帝王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也相继出版。这些著作涉及乾陵的很多问题。特别是王双怀的著作对乾陵的修建、陵墓结构、石刻艺术、乾陵的沿革等都有比较深刻的论述。陈安礼、刘向阳的著作中也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相信2005年还会有新的著作问世。
据统计，近五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发表有关乾陵的论文一百余篇，其中专门探讨乾陵的论文有七十余篇。从这些论文的内容来看，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但相对而言，人们还是比较关注一些重要、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个方面：
（1）关于乾陵历史地理 乾陵历史地理是乾陵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范应锋《乾陵历史地理初探》（中国历史地理丛刊2000年第3卷）是第一篇专门探讨乾陵历史地理的论文。论文对乾陵遗址的选择、乾陵对梁山地形的利用、乾陵环境的演变等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认为乾陵遗址是武则天选定的，而武则天之所以选择梁山，主要是因为梁山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人文景观丰富。乾陵的修建巧妙地利用了梁山的地理形势。唐代乾陵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后来，乾陵虽受自然、人为等因素破坏，但仍是关中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唐代帝王陵墓之一。在范文发表前后，王双怀在《荒陵残阳：唐代帝王陵墓研究》一书中，也对乾陵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结论与范文的观点基本一致。
（二）关于乾陵结构 陵墓结构是乾陵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最早研究这一课题的是考古学家，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对此进行了探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唐乾陵调查记》（《文物》1961年第3期）首次从考古学的角度勾勒出了乾陵的轮廓。后来，贺子成的《关中十八座唐墓调查记》（《文物资料汇编》1980年第3期）和刘庆柱、李毓芳的《陕西唐墓调查报告》（《考古学报》第5期）使这一轮廓更加清晰。杨宽在《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从历史的角度对乾陵的陵寝制度进行了研究。孙驰的《略论唐陵的制度、规模与文物》（唐太宗昭陵）和周明的《陕西关中十八座唐陵建筑形式的初步研究》（文博1994年第1期）也对乾陵的陵寝结构有所涉及。王双怀先生的《唐代皇家陵墓的基本结构》（刊于其《唐代历史文化散文集》，香港教育出版公司2003年）对乾陵地面建筑和地宫做了广泛的研究，堪称是乾陵结构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论乾陵石雕艺术 乾陵内有许多精美的石雕，这些石雕引起了学者和游客的广泛关注。贾升著《唐代乾陵石狮》（艺术，1963年第6期）从艺术的角度介绍了乾陵石狮。田和《唐代永泰公主墓石刻线画》（美术，1963，第6期）、杨正兴《乾陵石刻中的线画》（考古与文物，1983，第1期）、侯晓斌《懿德太子墓石棺“摇步凤冠宫女”线画浅析》（武则天、咸阳）等，对永泰公主墓棺椁、无字碑等大型石刻上的线雕艺术进行了探讨。吴伯伦《唐代永泰公主墓墓志铭》（文物，1963，第1期）对当时出土的永泰公主墓志铭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类似文章还有孙东伟《乾陵陪葬墓志铭》 ——刘俊墓志研究》（人文杂志系列5）。王仁波的《论乾陵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对乾陵石刻进行了宏观的研究。本文包括乾陵石刻的分布位置与总体设计构思、乾陵石刻题材分析、乾陵石刻组合对唐代帝陵的影响三部分，每部分的论述都有一定的深度。此外，李毓芳的《唐陵石刻浅论》（文博1994年第3期）、刘向阳的《唐代皇陵》、陈安礼的《十八座唐陵》等均对乾陵石刻进行了探讨。王双怀先生在《荒墓斜阳：唐代帝王陵墓研究》一书中对乾陵石刻艺术也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很具有借鉴价值。
（四）关于乾陵墓葬 乾陵共有17座墓葬，这些墓葬也是乾陵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永泰公主、章怀王、懿德王墓发掘以来，许多学者对乾陵墓葬进行了发掘。1972年，李求是发表《论章怀、懿德王墓葬形制》（《文物》1972年第7期），认为懿德王、永泰王墓的土堆被称为“双层覆斗”，以表明它们在墓葬结构上与章怀王墓的“单层斗”不同。陕西省乾陵文物保护研究所发表《章怀、懿德二帝墓葬形制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