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遗风——追寻朱克先生的足迹》，王侃、邵世海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251页，68.00元
“风清鸟语悲，六朝遗迹倚暮色。”从东吴到陈朝长达300多年的六朝时期，在南京周边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经历了千年雨雾的石墙、碑石、草木之中，南朝墓葬石刻最为耀眼。其雄伟灵动的造型艺术，吸引了从古至今无数人驻足欣赏，如今已成为南京、丹阳等地的城市名片。
南京市徽的图案取自梁小静墓中的石兽。
南朝墓石刻是指南朝宋、齐、梁、陈诸侯墓前设立的神道石刻，包括有翼神兽、石柱、石碑等，是东汉以来开辟神道、在墓前设立石刻的传统延续。现存原址的南朝墓石刻有30余处，分布在南京、丹阳、句容等地。部分石刻收藏于博物馆，主要是齐、梁时期的作品。
作为六朝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化遗存，南朝墓葬石刻不仅受到文物考古、艺术史等领域研究者的关注，也激发了不少人对历史文化的热情，将石刻作为文化遗产旅游的目的地。至今，南朝墓葬石刻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有三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确认现存石刻的墓主人；二是明确神道石刻的完整配置；三是探究石刻艺术形象的来源。对于并非从事专业研究的爱好者，在参观石刻时也会思考自己想看什么、怎么看、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记录。 王侃、邵士海编著的《六朝遗物——追寻朱克先生的足迹》（以下简称《遗物》）一书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要知道这一点，你必须亲自实践
《仪云》开篇梳理了南朝墓葬石刻调查、记载和研究的简史。唐宋以来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六朝墓葬的记载，但对墓葬石刻的专门调查研究直到清末才开始。最早的研究成果是清末旅居南京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张璜神父用法语写的《梁代墓葬研究》（1912年）。此后，谢格兰（1917年）、伊藤忠太（1925年）、关野忠志（1928年）等外国学者也对墓葬石刻进行了调查和记载。
南朝墓葬石刻调查研究的热潮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这一时期最值得关注的中国著作有史学家朱希祖等编撰的《六朝墓葬调查报告》（1935年）和其子朱克1936年出版的《建康兰陵六朝墓葬图录》。其中《建康兰陵六朝墓葬图录》一书对当时已知的石刻进行了全面调查，图文并茂地记录下来，并辅以作者的评论和研究论文，是同时期最重要的著作。 《逸云》的副标题是“追寻朱克先生的脚步”，因为该书的结构借用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录》的框架，同时也借用了朱克当时拍摄的一些照片，展现了百年来石刻周边环境的兴衰，同时也表达了对前辈的仰慕之情。
《建康兰陵六朝墓葬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记载和研究南朝石刻，首先必须明确每一块石刻对应的墓主。可惜，除了梁文帝建陵、梁孝景侯武平忠墓等少数石刻外，许多石刻上均无文字。史籍、地方志中对六朝墓葬的定位往往模糊，只有大致的距离和方向，有的记载甚至有错误和误导。宋代学者杨万里感叹“六朝遗迹，除钟山、石城外，难有真迹。”
其实，书中的很多错误，都是作者未能实地考察造成的。宋代以来，金石学日渐兴盛，金石学家们也常常借官游的机会，探访当地的文物古迹。但对于传统文人而言，“行走”总是比“翻书”困难得多。徐霞客式的盛游，在文人中其实非常少见。清末金石大师叶长池在任甘肃巡抚时，就到过酒泉，在那里看到了从敦煌石窟流出的文书和帛画，以他的学识，想必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但面对千里之行，他却没有亲自到莫高窟去一探究竟，敦煌遗书也未能逃脱散佚的命运。
与之相反，近代中外学术界重视田野调查的精神，使历史研究受益匪浅。调查不仅可以帮助学者从史料、地理文献中抽离出糟粕，而且可以形成超越书本的直观认识。朱希祖在《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综合分析了史料和田野调查成果，纠正了一些错误记载，还核实了失传的墓主人姓名和职务。参与调查并担任摄影师的朱克在《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录》中，用照片和文字介绍逐一记录了石刻，并对墓主人姓名和职务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的看法。20世纪50年代南朝陵墓石刻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石刻名称多以朱克父子的意见为准。
随着现代考古的发展，出土文物为石墓主人的认定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梁南平相王萧隽、梁桂阳王萧荣两墓均因出土墓志而被认定。即便是没有出土文字资料的墓葬，墓葬结构、遗物等信息也可以用来验证石刻和文献记载，为寻找墓主人提供线索。陈文帝永宁陵石刻此前被认为出土，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羽人戏虎图”、“竹林七贤图”等砖刻和“公元七年”、“中大统二年”等铭文砖，将墓主人与梁昭明王萧统联系起来。 故而，此处为陈文帝墓的古说被否定了。
所谓“陈文帝永宁陵石刻”可能为《昭明文选》撰稿人萧统所作。
《仪云》正文模仿现代学者的调查报告体例，以实地调查为基础，记录每一块石刻的位置、类型、数量、保存状况等，辅以照片介绍石刻的历史和现状，并简要叙述石刻的现代迁移和修复情况，同时注重对考古发掘成果的复述。对于墓主有争议的石刻，会列出不同的观点，并提出作者的看法，如齐宣帝永安陵石刻墓主姓名与齐高帝泰安陵石刻墓主姓名应互换，齐明帝兴安陵石刻墓主不是萧鸾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曾与笔者就南朝陵墓问题进行过交流，学到了作者很多独到的见解，如兴安陵石刻其实是梁武帝祖父之墓，墓前石刻、陵门石刻均是梁武帝以后从公元前至大同年间频繁祭祀祖先陵墓时创作的；宋武帝楚宁陵石刻并非宋代作品，陈武帝万安陵石刻并非陈代作品；现存的南朝陵墓石刻几乎均为齐、梁作品等等。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对齐、梁陵的选址、布局等提出了新的看法，颇具创意。 但不知为何，这些成熟的思想却没有被收录到《云逸》之中，可以说是一大遗憾。
陵墓石碑如今在哪儿？
作为文物中备受关注的“IP”，南朝陵墓石刻至今仍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大量石刻早已因时间的侵蚀而毁损湮没，存世至今的大多已残缺不全。从《云仪》中现存石刻的描述来看，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完整配置至少应包括一对有翼石兽、一对石柱和一对石碑，但各地石刻均不同程度地残缺，有的甚至仅有一个石碑龟座。少数保存较多石刻的陵墓又带来了新的疑问。 以梁文帝建陵为例，现存石刻虽有残损，但仍完整，但石兽与石柱之间有一对其他地方未曾见过的方形石构件，其功能难以理解。再如南康建王萧修、始兴忠武王萧旦兄弟二人。《梁书》记载，萧修死后，有四位士大夫同时为其题字，形成四方石碑并列立于其墓前，实为“古人所为”。但萧旦墓前也有四方石碑残存，文献中并未记载。难道是弟弟妒忌哥哥前无古人，所以想出了超越之法？ 更令人疑惑的是，萧丹墓前除了一对大型石兽外，还摆放着一对小型有翼石兽，其大小、形态与石柱柱头上摆放的石兽并不一样，在其他石刻中也未曾见过，难以确定其来源与位置。
梁文帝陵墓方形石砌构件的原始面貌和用途至今仍不清楚。
《遗韵》一书中收录了相当数量的照片，主要有石刻历史照片（主要是《建康兰陵六朝墓葬研究》收录的照片）、石刻整体和局部照片、遗址所在环境航拍照片等。短短几年间，陈武帝万安陵原本露天的石刻搬进了保护房；梁建安侯萧正礼墓中浸泡在水中的石刻浮上岸；原本荒芜的梁临川敬王萧宏墓成为城市公园；矿渣厂正在逼近齐武帝静安陵的一对石兽。与上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照片相比，石刻的面貌和周围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更令人遗憾的是，齐高帝泰安陵（1968年被毁）等几处石刻的现状照片已无法与往日对比，只能留下老照片供今人回忆。吊诡的是，《遗韵》中近几年拍摄的照片几乎成了石刻的“遗像”。南京栖霞石字坝南朝墓葬失窃石刻于2016年，虽然被公安部门破获后追回，但并未归还原址。本书收录的原址照片，也成为石刻在田野环境中的最后记忆。
《应云》还详细记载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南朝石刻的迁移、抬升、保护和修缮活动。以岭口石刻为例，原位于小凉河两岸的一对石兽，1957年京杭大运河拓宽时，首次向北移动了450米。1973年，小凉河拓宽矫直工程，将河西石兽向西移动了70米。齐梁王室源于兰陵萧氏，原籍山东。六朝时在丹阳设立的南兰陵陵，是萧氏家族南迁后的新郡县。齐梁贵族从南京回国时，都走水路来参拜陵墓。 到了陵墓入口，他们就进入了祖墓范围。这对与皇陵神道造型相同、与现存南朝石兽大小相同的翼兽，为萧家镇守祖门。若人为扰乱不加以记录，时间久了难免会让人产生混淆，或将石兽误认为神道石刻，或忽略了这两只兽是一对。《宜云》中的记载，犹如古建筑的修缮铭文，可以记录变迁，纠正后人的视觉、听觉。
致力于健身广场岭口石雕
从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发展来看，南朝陵墓不仅应有神道石刻，还应有包括房屋、城墙在内的陵墓建筑。但在石刻配置尚难明晰的情况下，寻找陵墓的踪迹实属奢望。南朝陵墓的地面建筑应已坍塌，诗人陆游在《入蜀志》中记载的岭口南梁陵，已无地面建筑甚至陵丘的踪迹。在江苏各地六朝墓葬的考古发掘中，陵墓建筑基址的情况已很少被揭露。《云逸》一书对南朝陵墓地下建筑空间的论述则多有笔墨。 书中有专门的文章探讨了墓室“竹林七贤与容七旗”砖画的文化内涵，但并未谈及南朝陵墓的地面建筑和陵墓形式。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今后对陵区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发掘上。
流云与羽翼从何而来？
讨论南朝墓葬石刻的艺术特点，不能回避艺术形象的来源问题。《宜云》一书对南朝墓葬石刻中的翼兽、石柱两个题材的来源进行了梳理，认为翼兽形象源于春秋战国以来青铜器、画像石中广泛见到的翼兽，直接传承自东汉时期的大型圆雕翼石兽，并有较多的实物遗存可以验证；竖立在神道上的石柱，即《诗经》中所谓的“标牌”，而墓前设标牌、书写墓主人身份的传统，也与东汉以来的文献和实物可以对应。 这一概括准确把握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脉络，却未能触及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什么这种与传统石刻艺术风格迥异的大型圆雕艺术会突然在东汉时期出现。
在西汉时期的动物形象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霍去病墓和汉甘泉宫遗址的石刻。这些石刻的共同特点是对原石造型没有进行大的修饰，只在表面雕刻面部、手脚等，风格比较古朴、抽象。而翼兽形象的表达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中已经十分完美。与其说西汉石刻的风格体现了当时人们粗犷、朴素的审美观，倒不如说是当时石刻技术欠缺的结果。以李陵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春秋时期出现的翼兽形象是从西亚经中亚、草原地区传播过来的。 具体到东汉时期，神兽石刻的出现，大概体现了中外交流带来的石刻圆雕技术的飞跃，使中国工匠能够将古老的形象表现在石头上。
从土耳其以弗所遗址出土的有翼神兽，可追溯到公元前 2 世纪左右
河南孟津油坊村出土有翼神兽，或为东汉皇陵神道石刻
梁武帝陵中的飞兽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石柱的造型上。南朝陵墓石柱的柱身呈圆柱形，直径自下而上逐渐减小，上雕二十四脊，造型颇为接近希腊爱奥尼亚柱式。《仪云》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认为这种柱式并非受外来因素影响，而是本土形式的继承，因为石柱造型与河南、北京等地出土的东汉、西晋墓碑如出一辙。但这一证据不仅难以证明南朝陵墓石柱的柱身与中外交流无关，也暗示中国古代陵墓神道石柱造型在早期可能与希腊柱式有关。
除了整体的形态特征外，《仪韵》还注重石刻细部纹饰的艺术特征。书中有一篇专门研究石柱、石碑上兽类浮雕图像的文章，在总结南朝石刻中现存兽类浮雕的基础上，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将其与同时期石窟、墓志铭、壁画中的兽类题材进行比较，探究兽类的命名，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总结这一艺术形象的起源和流传。此外，书中还有一篇专门总结南齐有翼神兽石刻形态特征的文章，并引用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断了一件佚墓石刻的年代，也显示出作者对类型学方法的熟练掌握。
结论
文化遗产不仅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背后还有鲜活的人。在皇室的背后，有无数文人墨客与石刻擦肩而过，无数人与石刻为邻，生息繁衍。文字、图像的记录与口口相传共同构成了南朝墓葬石刻的历史记忆。作为一部兼顾学术性和普世性的著作，《六朝遗迹》一书从不同深度解答了南朝墓葬石刻研究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时又通俗易懂，可以为普通读者了解、参观南朝墓葬石刻提供详实的资料。虽然仍有一些遗憾，但依然是一部应用范围广泛的好作品。
曾痴迷六朝文物的朱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遭受了种种冲击，许多成果未及发表便散佚，他最终选择在南京图书馆门前了结一生。《意韵》后记中提到，拥有《建康兰陵六朝墓葬研究》一书版权的朱克后人朱元枢先生慷慨提供图文资料授权，向今天的读者展示石刻风格的变化。时隔八十余年，照片不仅展现了沧桑，也象征着两代人对文物的热爱与传承。在岁月的起伏中，个人的志向有时显得微不足道，但总有人愿意付出努力，为今天的我们点亮萤光般的星光，照亮属于齐梁时代的遥远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