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结其《藏族养文李书汉》（公元前206-220年）李经传
砖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建筑材料，自战国时期就已存在。但其上文字的出现主要是秦汉以来的现象。原因应该是受到当时“五乐公明”生产管理制度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自清代以来，全国各地出土、发现的铭砖不下4000块，其中相当一部分尚未公开发表。同时，虽然大量铭砖尚未出土，但其位置已被确定。在出土的大量书法砖中，汉代砖刻无论是出土数量还是书法品相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继石刻之后最大的书法材料。
民国以前汉砖的收藏与研究
最早的金石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金文和石刻，而砖雕并不被认为是优雅的。人们对砖刻的关注远不如其他铭文。虽然出土的砖刻不少，但也有不少已经失传，研究和利用不如其他砖刻。宋代洪适所著的《礼序》是最早记载砖刻的。存有永初、建初等东汉砖刻五块。赵明诚的《金石志》中也有少量的砖记录。
清代金石学、金石考证学大盛，特别是钱嘉考证派出现后。此外，出土的砖刻也越来越多。砖书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大量的砖刻文字被记载下来。
卢增祥的《八穷石金石校正》共收录砖刻170种，主要收集汉晋时期的断代砖，其中有“元丰砖”等汉砖约8种。按时代排序，每件作品的题名下都详细列出了其形状、大小和现居地点，其次是文字等，最后是每位艺术家的评论和自己的笔记，重点是砖刻等民俗资料的收集和雕像记录。
但由于当时的印刷条件，《八琼石金石校正》及后来的一些记载都是木刻本，无法“传留真”或“逐版印”，因此存在着视觉失真。书中的搜集和考证虽然丰富详细，但图像与原文还是有差距，资料的质量也不是很高。
东汉八月吉祥砖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一部重要的砖书《千中亭古砖图解》出版，作者是浙江贵安人卢新元。书中收录了汉代至元代古砖1320余块，其中汉代砖约43块。书中还整理了一些汉代的“奇字砖”和“古篆图案”，留给后人破译（现在看来是由于一些砖上的装饰篆书不断夸张所致）。文字沿着板上时间顺序图块的主线排列。每个图块都标有标题、大小、文本、作者注释或来源。
《黔中阁古砖图解》最大的突破点是，首次用石印印制砖文、图案，并从原拓片上复印，使图像比雕刻更清晰、更真实。为后人研究砖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是早期砖刻专着中的精品。但《黔中阁古砖图解》中收集的砖文大多是个人收藏，内容有限。他们基本停留在收藏、收藏阶段。虽然偶尔有研究，但也无非是考据注释而已。而且，受旧金山金石学的影响，往往只注重记录铭文内容，很少涉及砖块原址及相关发掘情况等重要研究资料。至于对砖石书法艺术的阐发和书法字体的考证、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虽然上述原因降低了这些早期资料的使用价值，但他们对砖刻的收集和整理，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收藏和著述，民间藏砖的组织仍将是混乱的。 。
陈结其·臧阳·李蜀汉（公元前206-220年）大吉场砖
民国后出土的重要汉砖
研究和写作状况
民国后出土的汉砖有数万座汉墓的陪葬砖、东汉俘虏墓砖、曹操氏族墓砖等。前者以年代砖和吉祥砖为主，后两座东汉墓出土的以铭文砖为主。随着砖刻的出土，同时期的发掘报告对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开始出现专家学者的专栏，以及讨论书法、字体的文章。
（一）东汉洛阳犯人墓砖刻
清代和民国时期，出土了大量的湿刻草栗砖。但未经科学发掘，出土情况大多不明且分散。清光绪末年（公元1907年），由于陇海铁路的修建，河南偃师出土了一批约300块东汉囚犯墓砖。东汉囚徒墓葬的发掘，为这一时期的砖刻文字增添了重要意义。
公元1909年，《神州国光集》第七卷首次出版了刑砖拓片。但当时连它的确切产地都不清楚，也没有科学研究。
东汉永元六年陈结其藏隶书“永元六年太岁正午”
东汉延光四年砖
清末大臣端方从东汉俘虏那里得到了约200块砖，并将其中一些字迹完整的砖编成《陶斋隐砖》，成为历史上第一部收录砖的书。铭文。共收集到 124 块砖块。埋葬犯人的有113块砖。本书收集的砖刻虽然不少，但收集的范围却十分复杂。砖墓志铭、墓碑铭文、铭文、陶铭文、瓦铭文等都包含在内。另外，解释有时也会有错误，这仍然导致使用不方便。
1917年，罗振玉出版了《恒农砖录》。清末出土的监狱砖大部分都收入罗氏书中。罗振玉的著作不仅收录了全集，而且还纠正了《道奇藏砖》描述中的许多错误。因罗振宇相信古董商所说的砖来自河南灵宝，所以被称为“恒农”。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这些囚砖的真正产地才终于被发现，位于距离洛阳汉魏古城遗址2.5公里的偃师县店庄乡西大脚村。
1964年，考古部门对部分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出土俘虏墓葬522座，出土有铭文的墓砖820余块，共计7143字。如果算上历史上收集的囚砖，文章总字数约为14075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的《汉魏时期洛阳古城南郊东汉囚徒墓地》全面详细地发表了东汉墓葬的发掘资料。汉代囚犯墓地，囚犯人骨的科学鉴定，砖刻的统计和考证。以及散落在社会上、发表在期刊上的东汉罪犯档案的统计记录，具有极高的科学参考价值。
陈洁其臧阳李书翰（206-220）许仲明砖《许仲明棺材》
《关中秦汉陶瓷志》收录砖刻铭文64块。是陈志所收藏的瓦、陶铭文之精华。也是研究秦汉瓦砖、陶器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料。就秦汉瓦陶收藏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而言，《陶录》在同类论着中是更胜一筹的。 40多年来，本书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和使用。
1962年至1963年，陈志又发表两篇文章：《吕不韦格《庙工》及洛阳囚徒墓砖上的《五人》解读》和《东方《武羊城》墓砖解读》汉代》对囚砖的考证文章。陈植对砖刻的贡献是引用砖刻和其他古代出土文物修订了《汉书》。他运用文物历史研究方法，全面揭示了两汉时期手工业和采矿业的概况。此举轰动中外史学界，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20世纪中国秦汉史研究的一面旗帜。但陈志的文章中基本没有对书法的讨论。他只研究说明文字本身，这与他对《汉史》的研究有直接关系。
徐景远、李淼的《东汉囚砖书法及其书法特色》虽然文字不多，但却是第一篇触及囚砖书法特点的文章。概括了监狱砖的内容，作为研究汉代的珍贵实物资料，了解汉代的监狱制度、行政区划、姓氏、风俗习惯等方面；总结了墓砖的七种内容记录格式；并解释了不同铭文材料之间的差异。不同的书法风格，是由于砖刻的特殊刻法，又由于急于安葬死者和一次一行快速完成的“单刀法”，所产生的书法的特殊美感，能够充分表达死者的生命。书法的意义。文章从艺术而非技术的角度重新审视囚犯砖刻的书法，对于砖书法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陈结其藏文阳文反隶书东汉元和三年“元和三年”
（二）安徽亳州曹操氏族墓砖刻
继河南偃师发掘后，解放后第二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出土的刻砖，就是亳州南部的大型曹操氏族墓葬群。 1974年以来，文物部门已发掘、清理了7座汉代墓葬。其中元宝坑村一号汉墓和东源村一号汉墓发现了大量带有铭文的墓砖。共出土刻砖370块，刻有文字1423条。东汉桓帝、灵帝时期。这些砖刻内容对于了解曹氏家族历史和东汉末年社会状况具有很高的价值，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自20世纪70年代曹操墓碑刻砖出土以来，已发表十多篇研究文章，重点关注墓主人的身份、家庭背景以及与曹操的关系；其他人员的身份、地位以及与曹氏家族的关系；以及反映在砖块中的社会。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关于书法艺术的专门研究只有两三篇，每一篇都对东汉书法的演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东汉元和时期砖
沉如松、潘德喜《从亳县曹墓砖窥东汉书法》认为，曹墓砖的书体以隶书为主，其次是草书（包括章草、金草），篆书、行书极少。李灿《曹操氏墓砖文体考》认为，以真行书为主，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次是隶书、章草、金草，篆书仅有少数。人物;在张草与金草的关系上，否定了“重章成草”、“行成草”的传统说法，认为张草、行书和现代草书之间不存在先后关系。曹墓碑砖上的“墨迹”提供了有力的解释。
两篇文章都认为，既然出土的书法砖证明东汉时期行书已经成熟，楷书已经出现，那么东晋王羲之完全有可能写出《兰亭序》这样的书法风格，这又为《兰亭序》的争论又增添了一份可靠的证据。汉代四百多年，是中国书法史上各种书体演变、孕育、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曹墓砖刻提供了这一时期多种书法风格并存的证据。因此，从书法风格的演变角度证明其作为书法史上的珍贵实物价值，对于研究汉代考古和汉代书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当然，上述研究仅关注墓砖本身，并没有将书法的演变与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分开。王源的《曹操氏族墓书法研究》一文弥补了这一空白。文章认为，曹墓砖以草隶书和草书为主。民间使用的规范篆书已经消失，规范隶书也已被分解。在艺术形式特征方面，从材料和书写形式、笔、线条、结构、构图等方面进行了独特的总结和分析，具体体现了汉代作为书法艺术时代的书法风格。表现在：洒脱率直的书法艺术风格特征；洒脱率真的民间书法艺术风格和独特的地域风格。对书法艺术的审美风格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性尝试，汉砖书法的研究又迈进了一步。
陈结其臧阳篆书汉代（公元前206-220年）程大历砖
（三）西汉年代砖和吉祥砖研究
西汉时期出土的砖刻铭文相对较少，大部分是范氏所铸的砖。砖刻最常见的类型是纪事砖和吉祥语砖。其中，年代砖是考古测年的重要依据，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济玉砖是了解汉前民俗和汉代文化史的重要资料，且大部分济玉砖制作精美，装饰精美。部分字体或图案与汉代印章一脉相承。
陈道一的《汉代瓦当和砖刻文字的装饰意义及文化解读》对砖刻的装饰效果和装饰方法的大致分类做了很好的解释。本文从笔画姿势、结构形式、整体意识三个方面论述了汉代文字瓦砖的装饰意义，并给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吉祥砖和年代砖实例。从砖刻的装饰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汉代统治者装饰荣威的思想和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代砖刻的装饰风格。
民国时期四川《新繁县志·进士》卷三十一著名的“二十四字砖”记载：“乌繁出土的吉祥砖，有‘富贵荣华为堂’的文字。宫里兴高采烈，一哥，我们永远相思，永远长存。 “一共二十四个字，都是阳文，这块砖是完美的。” 1940年，郭沫若收藏了《汉延光四年铭富贵砖》，并在其拓片上题诗赠友。刻砖的研究和收藏。
西汉太平未央大吉砖
高文的《四川出土汉砖书法序》收集了从“五丰年砖”到“永汉二年”散落在各地的39块年号砖，按年代顺序排列，分析了其中的地名。地名砖。研究并解释了。目前全国收藏有四川汉代铭砖100多块，可为砖年代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年代归属。是研究我国汉代隶书发展演变、找出隶书发展规律的重要资料。
安康博物馆的《安康地区汉魏南北朝墓砖》简要介绍了陕西安康发现的汉魏六朝砖室墓的特点，并指出，不仅是考古研究确定遗址和墓葬年代的重要实物证据，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安康地区出土的砖刻文字有吉祥铭文、年代铭文、工匠地址及姓名等，出土地点集中，延续时间较长。可以探讨它们之间的总体发展变化。选取并介绍了八种主要的吉祥语言砖刻。引言中略述了各砖刻的字形和构图特征，是一部针对当地砖刻出土情况的著作。
此外，华仁德在《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对西汉著名的宫墙彩绘方砖的书写特点进行了简单的讲解，如“富贵祥和”、“诸臣在家》、《单于与姻》、《长乐未央》。
陈结其臧阳篆书汉代（公元前206-220年）陕西出土未央砖
（四）概要及其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门别类的专着发展到了极致，越来越多的砖刻作品聚焦于书法艺术。
王勇、李淼的《中国古代砖文字概述》一文，从书法艺术的角度阐释了汉砖所体现的书法笔墨的演变，基本涵盖了“兴靖砖”和“曹墓砖”在汉砖中的意义。字体的演变。 。从砖刻与书法史的关系角度，系统地论述了砖刻的产生与发展、内容与形式、出土情况、文献研究等。其中砖书法的艺术特点阐述了砖书法的四种艺术表现手法：写意、变形、装饰、规范。这四种技艺在汉砖上都有体现，所以大多以汉砖为例进行说明。全书基本围绕民间书法的总体框架来组织文章，充分肯定了紫篆作为民间书法的属性。这是历史上最全面的篆书研究。
王勇的另一篇短文《汉金砖书的书法艺术》，是第一篇从书法美学的角度探讨汉砖书艺术性的文章。延续民间书法的路线，砖书的线条、结构乃至布局的一大特点就是“童真”，走的是一条与文人书法完全不同的书法审美路线。
最后，在历史研究领域，现有的书法史文章和书籍只是对汉代砖刻遗物的介绍和欣赏，并不能说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从文俊的《汉代碑刻文物的书法与书法美问题》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讨论汉前纪语砖和年代砖考证问题的文章。在本文中，笔者以金石书法考察为主线，串联起汉代出土的各种金石和砖瓦作品，全面论述它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艺术价值，并由此展开对金石书法的研究。历史上的汉砖。该系列丛书中论述的吉玉砖和纪事砖是数量最多、变化最多的汉砖。其中，以上方大篆和旧体碑文最为富有书法韵味，气度豪放古朴。本文以西汉模压砖文为例，详细分析了这两类砖文主要书风的形成和延续过程，总结了两者的共同特点。 。这给我们的书法史研究、书法鉴赏和批评带来了重要的启示。是目前对汉代纪年砖、吉祥砖字体最客观的研究。
西汉五丰二年砖
近年来，书法学习的纯参考书和辅助参考书日趋成熟，参考价值也很高。殷勋的《中国砖刻》收录的砖刻种类多达500种，是迄今为止出版的关于砖刻文字最多的著作。胡海帆、唐岩的《中国古代砖刻集》是目前最全的砖刻集，收录西汉砖17块，东汉砖686块。附上原砖材料的产地、尺寸、产地、年代等。进一步深化砖刻的研究和分类，符合当代学者注重资料收集的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