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城有一条长16里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它就像一根雄心勃勃的竹竿，连接着正阳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等皇城。里面的主要建筑像宫殿做的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相信风水的人将其视为北京的龙脉。这条龙脉两侧，对称排列着天坛、先农坛、太庙、社稷坛。
棋盘般的内城里，大街小巷井然有序地划出一条棋路。中轴线分割了楚汉江边界。各个院落恪守棋子的职责，严密守护着故宫。
作为“紫禁城的守护者”的钟鼓楼，“四晓晨，定期来去，气势磅礴，远可闻”，呼啸着龙人梦寐以求的韵律。
杨昌吉故居位于钟鼓楼东侧不远的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
豆腐池胡同，原名豆腐陈胡同。相传这条巷子里有一位姓陈的师傅，开了一家著名的豆腐作坊，巷子因此得名。这条巷子西连钟鼓楼，东连那彦图太子府。其背后是持续了700多年的繁荣与动乱。早在元代，豆腐池胡同一带就因积水潭码头的开辟而繁荣起来。这里不仅有米市、面市，还有绸缎市、毛皮市、铁器市等街头市场。甚至还有买卖人口的人力市场。
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昌吉到北京后，住在豆腐渊胡同9号。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不规则二进院落。如意门上方，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伊达昆杨公寓”。一块小木牌连接着长沙伊达昆冲和北京豆腐豆腐胡同。一起。
前院有侧房三间，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杨昌吉住在前院北房。杨昌吉之女杨开慧住在东厢房。后院有四间后房，居住着杨昌吉家的亲戚和仆人。当时院子里种有枣树、柿子等北京常见的果树。 “那座高山上有凤凰在歌唱，那座高山上长着梧桐树。”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梧桐树，静静地等待着飞翔的凤凰归来。
杨昌吉，字怀忠，字华生，187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板仓冲的一个务农读书家庭。 1898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 1903年，获得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东渡日本学习教育。 1909年从日本赴英国学习哲学、伦理学，后又赴德国考察教育。
1913年，杨昌济结束了九年的留学生涯。学成后回国，在湖南第四、第一师范学院教授哲学、伦理学。
先后译编《西方伦理史》、《论语》、《教育讲义》等书，着有《大花斋日记》、《杨昌济文集》。
历史所画下的几笔色彩，并没有被时间所注意到。杨昌吉故居的柱子、窗扇的颜色已经褪色、褪色，恢复了原来木头的本色。房子虽旧，但结构还在。杨昌吉的思想和道德已经渗透并附着在老房子的构件上。
杨昌济出生于乱世。此时，清朝已接近尾声，北洋政权也已濒临灭亡。他一生都在寻找救国之道。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他不顾书院校长的阻挠，毅然加入谭嗣同创办的南学社，积极宣扬改革创新思想，倡导新学新政。
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杨昌济逃回家乡，学习世界管理学。为了明确自己的志向，他写下了“强避桃园建古，望扛大木柱长入云天”的对联。
在日本留学期间，杨昌吉虽身在异国他乡，但他仍然没有忘记祖国，改名怀忠，积极参加“拒俄运动”。
杨昌济回国后，极力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林；他劝杨度不要逆流而行，主张袁世凯复辟帝制。他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和推荐文章，支持新文化运动，竞选创办湖南大学。
杨昌吉到达北京后，积极筹集赴法勤工助学资金，并号召湖南有志青年出国学习救国之术。他写信给蔡和森、毛泽东，商讨如何让湖南学生去西方勤工俭学，以救中国。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以新民社成员出国留学为目的首次来到北京，住在豆腐池胡同杨昌吉家门口的一间房间里。
时间就像一颗种子，埋藏在人们柔软的心里，长成历史的参天大树。所有的激情、混乱、骚动、名誉都被迫缩写在一片薄叶上，被人们严酷的观念吞噬。受到政治气候的撕咬和折磨，原本光鲜亮丽的面貌逐渐消失。也许在某个时刻，就像突然开悟一样，突然掉了下来。
毛泽东初到北京时，经历了从小池塘里的“大鱼”到被放生为“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杨昌吉注重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培养人才。这就是“万事皆长远，唯此为大”。珍视人才的杨昌吉向毛泽东介绍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助理。然而，在北大红楼里，毛泽东的心情并没有因为这份工作而变得明朗。在这里，毛泽东不再是三湘学者，而只是一个整理书刊、登记读者姓名的办事员。他曾尝试与一些来图书馆读书的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聊天，但这些人根本听不懂。照顾他。有一次，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听讲座，他向讲台上的胡适提问。当胡适知道问题是由非注册审计师提出时，他拒绝回答。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也是权贵的天下。在权贵眼里，一个满头大汗的苦力是没有脑子的，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一个在韶山种田的人的想法。” 1918年到1919年，毛泽东的活动范围很窄，就像一艘补了帆的小船。它只能在浅滩附近晃动、旋转，无法靠近时代的焦躁波浪。
在北京，杨昌吉大概是唯一能坐下来听毛泽东讲话、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了。豆腐渊胡同对这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并没有表现出冷漠的表情。 “板仓杨公寓”不仅是毛泽东的藏身之处，也是他的精神栖息地。北京既是地狱又是天堂。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大学读书时，杨昌济的哲学观念和道德思想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对杨昌吉也深为钦佩。他的一篇作文《心灵的力量》满分100分，杨畅却给毛泽东打了105分。杨昌吉多年来坚持洗冷水澡。受杨昌济“教化精神、野蛮身体”的影响，毛泽东读书时风雨交加的夜晚睡岳麓山，到湘江下水游泳，全程坚持游江游海。他一生都在践行这一点。将要。
杨昌吉认为，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在国外学习了，回国想用，必须深入研究我国的情况，明确哪个是原因，哪个是原因”。哪些该取，哪些该放弃，我们心里有把握，就能适应我国国情，顺应宇宙大势。”杨昌济反对全盘西化：“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人体是一个有机体，它不像机器，每天都可以拆卸、更换。”
在杨昌吉看来，当时中国的国情就像一个人患上了怪病。没有可供参考的病例，也没有现成的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学习和学习西方思想被作为治愈病人失明的一种方法。中国唯一的良药，如果要治愈，就要靠尝试过各种草药的中国人的勇气和韧性。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决定留在国内，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寻找救国良药。当毛泽东在当时叫嚣反对孔孟文化的时候，他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深海，游历了北京的名胜古迹，登上了泰山，参观了孔孟文化，参观了孔孟文化。孟子故里。在历史的长夜里，我翻箱倒柜，抬头仰望，向历史、向山河问路。
为了工作方便，毛泽东从杨家搬出，与蔡和森、罗章龙等八人一起在距北京大学红楼不远的吉安左巷8号租了一套房子。
吉安所作巷是一条狭窄的胡同。明清时期，宫中冤死的太监、宫女的灵柩大多停放于此。为了辟邪、驱走晦气，人们给这条巷子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吉安”。毛泽东在院内主屋西侧租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晚上，八个年轻人挤在一个土炕上，几个人共用一床被子。人们打招呼。
毛泽东周游列国，为留法学生筹集资金，开办留法预科班。但每周日，他和邓中夏等人都会去豆腐池胡同分析时事，与杨昌吉讨论国内外大事。李大钊有时也来参加。杨开慧经常在一旁倾听，渐渐地，毛泽东和杨开慧坠入爱河。
当杨昌吉这样的人还在狭窄的小巷里匆匆行走的时候，时间的缰绳就牢牢地握在了他们的手中；当他们消失在巷子外的世界时，时间就从缰绳中溜走，在巷子里狂奔践踏，将原本的规则抛在了地上。就这样，一棵又一棵树，一栋又一栋房子，就像花朵一样，绽放又凋零，凋谢又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