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学理论是现代医学的重要基础。如今，连小学生大概都知道“不注意卫生可能会导致细菌感染”。卫生的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在微生物理论出现之前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或解释我们与世界和疾病的关系。
你想不到的是，150多年前，医生前一秒完成尸体解剖，下一秒就继续进行其他手术，中间不换衣服、不洗手、不消毒。
今天是世界洗手日。科普中国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微生物的时代。
老话说，女人生了孩子，就踏入了鬼门关。确实不夸张。长期以来，人类的分娩给母亲和婴儿都带来了风险。除了人类大脑较大之外，母亲的分娩也远比其他灵长类近亲困难得多。即使分娩成功后，许多母亲很快就会发烧而死亡。医学界将这种致命的发烧命名为产褥热。
直到19世纪，世界上最大的产科诊所维也纳综合医院第一产科诊所的孕产妇死亡率高达30%。
如今，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8.3/10万，几乎与最发达国家持平。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我们未来几年的目标是把这个数字减少到12/10万以下。
孕妇已经从九死一生变成了相对安全。这一切的发生有赖于医疗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国家的繁荣。但首先，我们必须从洗手的故事开始。
1846年，28岁的塞梅尔维斯（伊格纳兹）成为维也纳综合医院第一产科诊所的主任助理。当时，病理解剖学已经非常流行，塞梅尔维斯对从事法医病理学的科雷奇卡（雅各布饰）非常钦佩，甚至差点成为他的助手。但令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科雷什卡最终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指导了塞梅尔维斯的研究。
伊格纳兹，来源：
在研究产褥热的过程中，塞梅尔维斯发现，他所在的第一病房的孕产妇死亡人数实际上是第二病房的10倍，而且两个病房每年分娩的婴儿数量也大致相似，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在医院产褥热盛行的时期，维也纳在家分娩的妇女，包括街头分娩的妇女，很少死亡。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医学对产褥热的解释是流行瘴气或彗星的影响。如果这样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上述区别就不会发生。塞梅尔维斯对此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正当塞麦尔维斯毫无头绪地胡思乱想时，一场悲剧突然从天而降。法医病理学权威是亲在尸检时不慎割伤自己，导致伤口感染，不久后死亡。
科雷奇卡的意外去世让塞梅尔维斯悲痛欲绝，但这种痛苦却给在黑暗中思考的塞梅尔维斯带来了突然的灵感。他突然意识到，产褥期发烧的原因很可能和我朋友的死因是一样的，因为两者的病理变化非常相似。如果我朋友的死因是被尸体中的某种物质污染的话，那么产褥热的原因也可能是这个！
他认为，杀害孕妇的罪魁祸首是医学院师生的手：他们在解剖课上摸到尸体的脓肿后，直接去检查孕妇的产道，其中的致病物质从尸体上流过医生的手。进入了母亲的身体。
这完全合乎逻辑地解释了为什么两个产科诊所的死亡率如此不同，以及为什么在医院外死于产褥热的妇女不多，因为第一病房是负责尸体的医生，他们经常进行尸体处理。第二病房由助产士负责。他们不进行尸检。院外分娩缺乏专业人员的帮助，因此不存在尸检引起的危险因素。
由于当时还没有微生物的概念，塞梅尔维斯并不知道那些“致病物质”是什么，但他凭直觉设计了彻底的洗手步骤并进行了实验——他要求医生使用肥皂和水。用指甲刷清洁双手，然后将其浸泡在氯水中，直到双手不再有尸体的味道。医生在接触每位患者之前必须通过此过程洗手。
1848年采用这一方法后，诊所第一病房的孕产妇死亡率在一个月内就显着降低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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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严格的洗手方法起到了作用，但也给医学界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在实施洗手措施之前，医生进行的尸检越多，造成的孕产妇死亡就越多。可能性越大？
但医生尸检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了解病因，以便更好地认识疾病、更有效地治疗疾病、救人。但现在救人的初衷却导致了有害的结果。这怎么能被接受呢？
塞梅尔维斯曾经写信给一位同事：“只有上帝知道我杀死了多少年轻女性，因为我进行的尸检比任何其他产科医生都多得多。”
也许是觉得自己有罪，塞梅尔维斯急于宣传他的洗手理论，希望减少无辜孕产妇的死亡。他写信给当时的一些顶尖医生，要求他们采取严格的洗手建议。
但遗憾的是，这一理论在传播过程中遭到了极大的抵制，因为如果一个医生接受了洗手理论，就等于承认自己亲手杀死了很多孕妇。相比之下，还是产褥热的情况。把发病原因归咎于瘴气和彗星，这让大家心里舒服多了。
在与众多对手的对抗中，塞梅尔维斯变得越来越愤怒。他曾在给对手的信中激烈地说：
你的教导是基于那些因你的冷漠而死去的母亲的尸体。我清楚地记录了你在产褥热上犯下的致命错误。如果你还继续这样教育你的学生，我会在上帝面前指控你是杀人犯。
塞梅尔维斯几乎是独自一人工作，只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和区域内推广拯救生命的洗手措施。一生几经坎坷，满怀挫败与怨恨，于1865年8月13日死于一家疯人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证据，包括他的尸检报告，显示他生前甚至遭到残酷殴打。直到死亡来临，他都没有看到他的理论被医学界广泛接受。
塞梅尔维斯无疑是医学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如今，他的名字和产褥热一起被很多人所熟知。然而，除了极少数情况外，医学进步很少归因于单个天才。突然受到灵感的驱使。
很少有人提及的是，在塞梅尔维斯出生前几十年，医生就曾提出产褥热可能是由医生感染的。
1773年，曼彻斯特外科医生、产科医生惠特（Whit）发表《孕妇和产妇的管理》，指出清洁和隔离可以防止产褥热的传播，并强调孕妇在分娩时通风和隔离的重要性房间。
1795年，阿伯丁产科医生戈登（）明确指出，产褥热是由产科医生和助产士传播的，而根据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的说法，戈登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他的经历充满了一个人的独特性和无私的正直。
戈登引用了77个病例的信息，其中许多病例有明显的传播途径。他最后说道：“这是一个我不想提及的问题，我自己就是给很多女性带来传染病的凶手。”
同样，另一位名叫阿姆斯特朗的医生也表示：我有很多证据证明这种疾病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让我难过的是，我必须坦白地说，很多感染病例都是我造成的。
德国产科教授古斯塔夫·阿道夫·迈克尔斯（ Adolf ）甚至在意识到死于产褥热的妇女实际上是他所杀的时候感到内疚，尤其是他的侄女也死于产褥热。他不堪重负，在火车上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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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福尔摩斯发表了《产褥热的传染性》。作为一位主要被美国人铭记的医生作家，这部作品是福尔摩斯在医学领域唯一的作品。他列出了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产褥热具有传染性，并且经常由医生和护士从一名患者传染给另一名患者。
他认为医生有责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对护士或助理进行适当的调查，并及时警告可能的危险源。医生的随意行为和无知造成了许多不幸，这些不幸应该被视为犯罪。医生对社会最重要的义务应该胜过他的职业责任。
从霍姆斯的言论中不难看出，他对主流医学的批评并不像塞梅尔维斯那样激烈。因此，必然会引起美国医学界的激烈反弹。费城的两位产科教授梅格斯和霍奇对福尔摩斯表达了嘲讽和嘲讽，无数其他人附和。
面对同侪的反击，福尔摩斯并没有爱上争斗，而是明智地选择了闭嘴。他明白，这不是一场他一个人能够结束的战斗。于是他放弃了这个观念，不再与传统医学界为敌，过上了安逸的生活。他可以说是一位识时务的英雄。
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中写道：根据我们能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进步的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一定的偏见，但它们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诱惑。因为人们在了解了推翻这些偏见所必需的所有真相很久之后，仍然保留着他们的童年、他们的国家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偏见。这是理性必须与之战斗的敌人，而且往往只有在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后才能够获胜。
塞麦尔维斯的悲剧在于他在错误的时代提出了正确的理论，而他的力量不足以改写历史。
改写历史的荣耀属于另外两个人。他去世后不久，巴斯德和科赫这两位现代医学界最耀眼的明星就建立了微生物学，改写了医学史的进程。
根据这一理论，英国外科医生利斯特创造了手术无菌术，大大降低了手术感染的发生率。
1865年8月12日，李斯特用抗生素治疗了一名开放性骨折的11岁儿童，成功避免了截肢。这是塞梅尔维斯在精神病院去世后的第二天。
直到这时，医学界的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塞梅尔维斯的坚持是正确的。许多原本强烈反对洗手的产科医生开始积极使用消毒来预防产褥热的发生。
如今，外科医生或助产士在手术前仔细刷手已成为一种医疗惯例。可谁能想到，洗手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动作，背后却有着如此不寻常的来历呢？
1906年，匈牙利政府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广场上竖立了这位悲剧先知的雕像。雕像的底座上是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抬头仰望着世界母亲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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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由于旧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上门分娩的传统做法，我国的产科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据中华医学会杂志报道，1900年前后，广东、福建等地的助产士都是没有医学知识的女性。产妇死亡通常是由于产妇失败或难产、产程过长和子宫破裂造成的。
即使在家叫医生，难产后也不过几天的时间，但在此之前，大多都已经被妈妈徒手进行过多次手术了。因此，即使这些女性幸运地让医生解决了难产，但她们仍然可能在产后死于感染。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广新的配送方式。助产士剪指甲、洗手消毒、产妇用具清洗消毒并按规定处理。这些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措施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我们国家实施的。在农村地区，其普及率还不到2%。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的交付方式才稳定在99%以上。
也就是说，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才普及这个简单的概念。看来全世界的人在固执方面都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这些产科先驱和广大基层助产士的努力，也许本文的一些读者一出生就成为孤儿，或者出生后不久就死于“脐带感染”（破伤风），而他们就没有机会阅读这篇文章。 。
在北京万安公墓，墓碑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她的功绩与日月同在”。
我国妇幼卫生事业奠基人杨崇瑞医生长眠于此。杨崇瑞医生在我国妇幼保健领域最大的贡献就是培训了一大批助产士，并向私人助产士传授新的接生方法。
虽然这一事业不像塞麦尔维斯倡导洗手预防产褥热时遇到的阻力那么大，但仍然充满困难。因为移风易俗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杨崇瑞所进行的事业实际上是一场与千百年来积累的愚昧无知的斗争。
杨崇瑞无疑是塞梅尔维斯开创的助产事业的伟大继承者，但无论是打斗还是做事，杨都表现出了更加出色的智慧和韧性。她的工作理念不仅造福了万千中国妇女和婴儿，也影响了世界。
早在1932年2月，国联卫生专员就派人来华参观杨崇瑞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助产学校。直到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引入了国家培训制度（培训助产士），由杨博士创立。用于送货的送货袋也是杨崇瑞早年发明的，至今也没有太大改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提供了数千套此类工具包，它们仍然是哥本哈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应中心订单清单上的热点。
塞梅尔维斯是一位悲剧英雄。当医学界在产褥热的困境中束手无策时，他成为第一个以智慧和勇气冲破苦难的人。他给当时绝望的母亲们带来了希望。希望之花。
人行百里，才半百岁。遗憾的是，塞梅尔维斯没能活着看到他的理论被广泛接受。然而，任何时代都需要搅局者，需要与保守派格格不入的人，或者与针锋相对的既得利益者。绿色的。
天才是罕见的，但天才并不常出现。如果说巴斯德、李斯特、科赫等人是最终推动时代进步的天才，那么怀特、戈登、霍姆斯、塞梅尔维斯等未能彻底改变潮流方向的人则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一个颠覆者，其责任就是搅动时代的死水。
诗人说，凡是乌云聚集的地方，就会有闪电冲破。塞梅尔维斯是劈开阴霾的闪电。虽然他的一生匆匆而过，但他却曾经以耀眼的目光划破长空。
哲学家认为，没有人能够两次渡过同一条河流，但在众生命运的历史长河中，塞麦尔维斯两次幸存下来，因为他被世界重新认识，尽管他是第一次生活在欧洲。医学界只有被同僚毁灭的悲惨结局，但短暂战胜产褥热的塞梅尔维斯最终在第二次生命中赢得了永生。
策划及制作
作者丨李庆辰，哈尔滨儿童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评论 |孙一飞 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教育史研究室主任
策划丨林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