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广州市民政局局长庄跃群在市民政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由于银河革命公墓墓地资源枯竭，广州将建设第二座“银河公墓”。此消息一出，广州市民政局立刻走在舆论风口浪尖。不少专家建议，与其花巨资建设第二座“银河革命公墓”，不如更新观念，取消特权，建设一座不分官民一律平等的“广州浮山树葬公墓”。（5月9日《小康》）
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政府修建烈士陵园，安葬为国捐躯的烈士和革命将士，是必要的、符合民意的，那么，在和平建设年代，花费大量公款修建专门安葬干部、公务员的墓地，不仅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和“人人死而平等”的朴素价值，有扩大特权之嫌，也不利于海葬、树葬、壁葬等生态殡葬模式在民间的推广。所以，这样的墓地，不，应该叫“官墓”，最好不要建。
中国人历来认为“死而后已，方知万物皆空”，死亡是最公平的事。不管你生前有多么显赫，“在阎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只能由党员干部埋葬”的官墓，却把这种“终极平等”划分为不同等级。难怪有人抱怨：“人活着的时候分等级，没想到死后要按官职埋葬。”发达国家的公民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而我国老百姓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特权——吃专供饭、生病有专病房；活着的时候多占房子，死了有自己的坟墓。这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官员服务？这样的墓地是“民生工程”还是“官员生活工程”？
近年来，地方政府不断推动殡葬改革，但收效甚微。政府公信力薄弱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实，历史上殡葬改革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建国初期，中央推动的殡葬改革运动，不仅成功改变了国人千年的土葬传统，代之以更加科学环保的火葬模式，也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封建时代的风水、路祭、砸旗砸锅等迷信观念和奢靡行为。官员的带头作用不容忽视。如果不是高层官员集体签字，表示死后火化，并亲自实践，甚至有人更进一步，将骨灰撒入大海，很难想象，这么短的时间内，公葬“传统”能培育起来。
反观不少官员，尽管公开呼吁民众转变观念，采取海葬、树葬、壁葬等新式丧葬方式以节约耕地，却私自为亲属办葬礼，为自己修建豪华墓地，甚至独占风水宝地和“革命公墓”。殊不知，这种“独享幸福”的特权做法，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刺激了民众脆弱的道德神经，从而极大阻碍了殡葬改革的推进。
因此，无论从打破特权，还是从推行生态安葬的角度，广州建设第二座“银河公墓”的计划都是不恰当的。但这样一个明显违背“民意”、引发民愤的计划，为何还是被提出并实施？相比于建设第二座“银河公墓”本身，这或许是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文/王耀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