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 在北京一处简陋的小院当中, 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眼神直直地盯着前来做工作的人, 其声音虽不算高, 然而语气却极为强硬, 开口问道, “祖宗的坟, 你敢不敢动? ”这位老太太姓佘, 名字叫做佘幼芝, 乃是第17代守墓人。她口中所提及的“祖宗坟”, 并非是自家那族谱之上随便的哪位老祖之墓, 而是明末大将袁崇焕的坟墓。
那一整年, 针对北京城市展开改造行动, 致使大片坟地需要进行迁移。那些工作人员或多或少存在着不解之情, 说道: “又并非是你们家的亲戚, 你这般执拗究竟是为何呢? ”佘幼芝直直地盯着他们, 仅仅讲了一句话: “我们家的这条规矩, 已然传承了三百多年。”。
这条规定, 源自何处? 具体情形只能回溯至300多年以前, 并关联到北京菜市口惨遭凌迟处斩的一位大明将领, 还涉及他那位决然不肯离去的贴身侍卫。
有件有意思的事儿, 倘若仅仅去看结局, 就会让人感觉这是一段有着“忠臣遭遇杀害、旧部进行守墓”情况的旧戏码。可是真的把这条线索从明末一直拉升到了20世纪, 之后再将其与整个时代做一番对照, 那味道就全然不一样了: 存在着一个家族, 耗费了差不多400年的时间, 把一桩冤枉的案件、一个人的名誉气节, 活生生地熬制成为了一段集体的记忆。
一、宁远城头的炮声
明朝末年时, 在东北边墙之外的地方, 局势愈发紧凑起来。努尔哈赤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 而后建立起后金政权, 之后向南方一路进发, 辽东的城池就这样一座接着一座地丢失了。明军多年来边饷存在亏空情况, 兵士长时间没有进行操练, 边将更替十分频繁, 军心散漫也成了常态。
就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广东人出现在辽东战场上。
袁崇焕, 于万历年间考中进士, 其一开始担任的却是福建地区的官职。依照当时的常规做法, 像他这样的读书人大多会选择文职道路, 平稳有序地逐步得到晋升。然而袁崇焕却并非如此, 他主动提出请求前往北方, 从监军的职位开始, 接着转任参政, 一步步一直当到边疆将领, 最终镇守宁远城。
宁远虽毫不起眼, 然而却是辽西防线上的咽喉之地。时间来到天启六年, 也就是公元 1626 年, 形势发展到了极点。就在那一年, 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大军直逼宁远, 意图一举冲破关宁防线的缺口。
这支明军, 对于这位对手而言, 并不陌生。早年期间, 辽东的诸多城池, 在面对后金铁骑之际, 接连战败, 不少地区甚至难以顺利组织起有效的抗敌之力。驻守于宁远城之内的兵力相对稀少, 可用兵器配备不算海量, 倘若依旧按照过往的作战理念去指挥一场战役, 最终所面临的结果, 基本是能够知晓的。
袁崇焕做了一件在那时颇为与众不同的事——他将大量精力置于一种新武器上, 此武器为红夷大炮, 它依照西洋火器技术而入, 射程远, 威力强, 然而操练起来很繁杂, 对于惯于冷兵器冲阵的将领有些棘手费劲, 打准度也不够方便顺手。
有老将规劝他, 说道: “总兵, 还是不要全盘都寄希望于这东西玩意儿之上才可。”, 袁崇焕仅仅只讲脱口而出了一句: “你们就听从我的指挥调度安排便是。”。
宁远之战, 其具体过程, 史书存有殊异记载, 然而有一点较为明晰, 即努尔哈赤所率之军队, 首次遭遇这般集中且密集的火炮打击, 于城墙后方布置妥当的火炮, 一轮又一轮发动发射, 致使攻城的八旗军阵脚大乱, 努尔哈赤本人据传在战中身负重伤, 数月之后于回师途中溘然病逝。
后世学者针对他的死因, 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论, 究竟是由战伤所引发的, 还是旧有的疾病病情加重导致的, 没能完全得出确切的定论。不过, 在宁远一战结束之后, 后金的扩张节奏尤为明显地放慢了下来, 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太大的争议。
当年, 在京城里面, 传过来的全部消息都是胜利的喜讯。那个有着广西口音的还没有登上皇位的崇祯, 这时明朝从朝廷到民间, 都把明朝与后金作战取得的“宁远大捷”看作是好多年来都很少见的让人高兴的消息。袁崇焕也就自然而然地成变为了“辽事比较重要的大臣”且掌控掌管了山海关到宁远一线的军事权力。
要是仅仅瞅见这一步, 极易将他视作典型的“扭转危局”之人。可是, 边疆的枪炮声刚停歇, 京城内的暗中波动便开始加剧。
二、战场上的胜利挡不住朝堂的疑云
宁远之战结束之后, 袁崇焕在军中的地位, 在士大夫群体当中, 都曾有过一段时期处于较高的水平。崇祯继承皇位后, 没过多久, 就对他加以重用, 将希望寄托于这位被称作“关外能够担当重任的臣子”, 能够为大明王朝竖立起一面旗帜。
但明朝末年的问题，远远不是一个战将可以解决的。
在后金战场位于辽东之地作战时, 后金并未被完全击垮。努尔哈赤亡故之后, 皇太极承接首领职位, 持续寻觅突破的关键之处。他心里明晰, 只要明朝内部未出现混乱状况, 仅仅凭借正面直接对抗, 是极难一下子突破关宁防线的, 于是另外一种策略被摆到了重要位置——实施反间计。
不少政权于历史上, 在军事之时碰到强敌之际, 会下意识将矛头指向敌方内部, 尝试借谣言、离间来削弱对方。皇太极亦未另辟蹊径, 他挑选在明朝最脆弱的那一点施展力量: 君臣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
崇祯登基之初, 年纪不过十七八岁, 所面对的, 乃是国库空虚之状况, 党争激烈之情形, 边疆告急之态势交织而成的一个乱七八糟的局面。一方面来看, 他内心急切地渴望做成事情, 巴望着能有那么一个人, 当下就能将局面扭转过来；另一方面而言, 他的内心又极其敏感, 总是担忧那些权臣会凭借立下的功劳而自恃权重从而有不轨之心。正是这样一种矛盾纠结的心理状态, 致使他对于身边随便哪一个重臣, 自始至终都带着一种出于本能的防备心理。
皇太极瞅准此关键之处, 借由俘虏、降卒以及密探等诸多渠道, 逐步地向外散布消息: 袁崇焕暗中与后金有所勾结, 故意致使防线得以松弛, 意图图谋自立。
这种话语单单看着便能晓得是荒诞不经的, 然而却偏偏是在那样的一种环境条件之下, 极易被予以放大。朝廷之中本来就已然存在有一些人对袁崇焕是心怀不满的, 他作为一个从外地而来的武将, 压制住了许多旧有势力的风头, 在“宁远大捷”之后所获得的颇高声望, 同样难以避免地会招致他人产生嫉妒心里。
在进行议政期间, 已然存在有人以隐晦的方式表达说: “边疆军队将帅拥有大量兵力于外, 陛下应当加以谨慎对待。”崇祯在开始的时候还信任袁崇焕, 甚至有好几次亲手书写书信去安慰勉励他。然而随着局势不断反复, 以及京城周边地区一次又一次地传来告急的消息, 他内心之中的那一根弦渐渐地越来越紧绷。
崇祯三年, 大约是1630年的时候, 皇太极避开了关宁防线, 曲折辗转直接冲向北京外围, 使得明廷上下非常震惊, 脸色大变。在这个时候, 任意一个负面的消息, 都有可能被解读为“存在有人向敌人勾结”。
就在这般紧绷不已的气氛当中, 有关袁崇焕“里应外合”的那种说法被持续不断地放大开来, 甚至竟然有人坚定不移地声称“边将夜半私自与鞑使相见”。史料里面的那些细节没办法全然还原当时的听证场景, 然而结果就摆在那里, 这般结果是: 这位曾经被寄予深切厚望的辽东重臣, 被陡然召回京师, 接着以“通敌卖国”的罪名被投入诏狱。
已不见对话记录, 仅能于留存的奏疏里大略瞧见条线索, 即袁崇焕欲作辩解, 拿出其在宁远的战功, 以及边防布置用以表明忠心；而崇祯却在各式意见中摇摆不定, 最终还是选取了“宁可错杀, 不可放走老虎任凭归山为患”。
判定凌迟的决定来得极为迅速, “重臣获罪”这一消息在北京迅速广泛传播开来。对于诸多普通民众而言, 彼等或许并不十分明晰辽东战事的具体详情, 仅仅听闻了“大将军通敌”这样子话, 故而情绪极易受到鼓动。到了菜市口行刑那日, 现场人数众多, 其中既有围观驻足的, 又有大声叫骂的, 还有些不明就里跟着瞎起哄的, 不一而足。
对于袁崇焕在刑场上什么样的表现, 后来的各种记载之中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增添或者减损情形存在, 然而有一点是相对能够确定下来的, 那就是他的尸体被进行了分割处理之后, 其残肢被丢弃在街头用来进行示众, 他的头颅则被悬吊在城门之上, 以此来显示那样一种所谓的“国法森严”之态势。
这时，一个不起眼的名字悄然站到了历史的边角——佘明德。
三、暗夜收尸：一条誓言的开端
相当多的人在从菜市口离去之际, 仅仅是当作瞧了一回充满血腥的“热闹”。对于袁崇焕而言, 其一生忠诚勇敢到这般地步，最终仅仅剩下已然支离破碎的身躯, 被丢弃在尘土以及唾骂当中。
但在某个夜里，菜市口附近的风声却多了一丝异样。
佘家后人口述称, 当晚月色不明亮, 街市已经散了, 有几个身影静悄悄地朝着刑场靠近。有一人抬起手做出示意动作, 另外几人就分开去行动, 去寻找被丢弃的残肢。那个主事的人, 是曾经在辽东跟随袁崇焕侍奉的贴身侍卫, 叫做佘明德。
有人忍不住, 低声说道, 大人既然已经这般, 我们要是再去折腾, 那小命可就难以保全了呀。
佘明德猛地一把按住他, 说道, 他是你们的大人, 还是你们吃粮的主子, 活着时跟他一同吃饭, 死了却畏惧不敢给他收尸, 你们难道不怕, 死后见到他, 会抬不起头来吗?
那几句简短的话语, 并无多少文采可言, 然而却是那一代兵众一直所说的旧话。有几个人相互对视了一下, 咬紧了牙关, 没有再多说些什么。
依照明律规定, 凌迟之后的尸体处理向来有着严格要求, 若是擅自进行收尸的话, 会被视作窃尸行为, 情节较轻的会遭受杖责, 情节严重的甚至会牵连他人。然而在那样特定的时刻, 这条律例对于这些兵士而言, 明显已经不再具备重要性。他们一点一点地去寻找那些残躯, 把它们包裹起来, 然后悄然离开了城, 将这些已然残破的身体埋葬在了城外一处偏僻的地界。
说到头颅, 存在这样一些说法, 一种说法是趁着夜晚从城楼下把它取回来, 另一种说法是在行刑之后被偷偷地换下来, 在史料里面说法并不一致。佘家族谱仅仅简单记载了一句话: “祖冒死全收忠骸。”虽然说得不是很详细, 但是却透露出了那个夜晚的紧张氛围。
被埋葬完毕后, 几个人围聚在刚刚新垒起来的, 呈土丘形状的物体前, 其中有人弯下膝盖跪地, 磕头磕到额头能够看见流出鲜血。在那个时候, 他们大概怎么也想象不到, 这发生在这一夜的行为举动, 将会使得一个身为普通军人的家庭家族, 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跨度里, 始终都没办法避开这个土堆。
依据佘家后代所忆述, 佘明德于坟前立了一个简约的誓言, 其原话已无法考证, 大约意思是, 此后, 子孙一定要守在坟旁, 不能弃墓而远逃, 不与新朝进行交结以此求官, 不得返回南方的故里, 避免遭受追究。
有人问他：“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就在这附近扎根，认这坟做根。”
这段话听着有点倔, 然而却指明了往后数代人的走向, 有一个本能够回到南方隐姓埋名、另寻出路的家族, 就这样在北京落地生根了, 名义上的“主人”是一座仓促立起来的墓。
从家族层面来看, 如此这般的抉择并非是划算的, 既无法趁着局势混乱去归附新的主子, 也不可以回归故乡依靠宗族, 反而要在地界敏感之处长时间地停留, 风险是不小的。但是在佘明德的观念当中, 自身作为侍卫, 不能改变主上生前的命运, 起码得为他死后的安宁贡献一份力量。
后来, 那一晚出现的土丘, 慢慢有了一定的形状样式, 变成了后人嘴里所说的“袁公墓”。并且, 在这块墓地侧旁, 逐渐兴起了一个规模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的家族, 那就是佘家。
四、从“不得为官”到隐姓埋名：一个家族的选择
慢慢的, 佘明德那原本的誓言, 在其后代们的嘴里, 逐渐被简化成了这样几条家规: 要一直守着墓, 坚决不离开那里 ；绝对不参与做官, 不踏入仕途 ；不进行大规模的南迁举动, 从而避免招惹麻烦。按照如今的说法来讲, 就是得主动地把自身, 从那有可能存在的权力网络之中抽离出来, 始终守着一座坟, 去过一种好似靠边站的这么一种生活。
这样的一种选择, 并非是那种会让人觉得特别稀奇古怪而出奇的。因为明清更改换代完成之后, 好多之前在前明时期效力的旧臣子、旧部众, 他们要不就是选择隐居在乡间里, 要不就是选择剃度变为僧人, 做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能够躲开新政权那关注的视线。而佘家与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他们所进行的“隐”这件事, 并非是躲在某一座山里, 反而是在京城的一个角落之处, 守着一座里面有敏感人物的墓——这毫无疑问更加费心思。
清朝进入关内之后, 对于明朝之前遗留下来的势力, 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针对一些明朝的将领、臣子的坟墓, 朝廷有的时候会有意地去削弱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以此来避免其成为“亡国之痛”这类情感的集结之地。佘家要在如此这般的大环境当中, 默默地守护着袁崇焕的坟墓, 那就注定需要长期维持低调的状态啦。
对于族谱里, 有关这段时期的记录, 是极为谨慎的, 大部分仅仅是“世守墓田”以及“不问仕途”等这样一些短语。在名字之后, 极少会出现“某官某职”的这种标记, 据此能够推测开来, 他们于清代的时候, 更多是凭借普通匠人的身份, 以及小商、小贩的身份, 在京城边缘处混杂着。
就在此时, 佘家负责守墓, 这与其讲是一面高调树起的“忠义旗帜”, 实则更像是一种默默无声的坚守。墓地周边的草木由他们负责进行打理。若是碑文残损了, 他们会去寻找人来修补。哪怕是所处朝代发生了变更, 社会风向有所转变, 他们也明白应在何时选择沉默不语, 避免让自身沦为他人“借题发挥”的目标, 以此防范惹来无端麻烦。
立足于文化层面来剖析, 此类守墓行径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并非极为罕见。往昔众多家族会将看护先人的坟墓当作一项重大职责, 甚至会基于此来订立家规。然而, 佘家的这一脉络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地方: 他们所守护的并非自身具有血缘关系的祖先, 而是一位君主, 一位在官方的叙述当中一度被判定为“叛逆臣子”的人。
这种把“认坟为根”当作行为的做法, 将涉及忠义的观念从基于“血缘”的范畴, 延伸扩展到了归属于“恩义”的范围。在士大夫这个阶层里面, 这种情况称作“知遇之恩”；而在普通士兵那一个层面, 情况更为简单直接: 只要是跟你一起吃过军中配给的粮食, 一起参与打过仗, 那就相当于就算是欠你一条性命。
晚清时, 佘家一位长辈, 对孩子说了那么一句话, 那句话是, “我们佘家, 姓是自己的, 坟是别人的。”孩子听闻, 不太能听得明白, 只是觉得自家不能随意去搬家, 这是个麻烦事。等到后来, 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风险与机会并存的状况, 这时, 这条规矩反倒显得格外扎眼了。
五、20世纪的风雨：一封信和一块碑
时间拉到上世纪50年代。
新中国成立过后, 首都建设步入新的阶段, 开始进行修路、建厂以及扩展城区等工作, 致使许多处于城郊的坟地面临着迁移的情况。在1952年前后, 北京城内一些旧日的坟墓被列入了迁葬的计划之中。对于普通的家庭而言, 迁坟是一件令人烦闷苦恼的事情,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想得通的, 毕竟换一个地方依旧可以进行祭扫。然而对于佘家来讲, 这却成为了“家规遭遇新局”的强硬对抗。
这一代守墓人, 乃是老妇人佘幼芝。她自幼获灌输守墓观念, 家中长辈屡屡告知她, 家中最不可丢失之以东面方位计之地块。而至于她这一辈子所涉及的阶段, 家境已归平常, 谋求日常生活之计当属不易可也, 但她对此那具所在之处为东那块墓从未萌生出想要主动离别舍弃之意。
当施工计划关联到袁崇焕墓那一片区域的时候, 基层的工作人员走入家门去开展工作说道, 老太太, 进行整体的迁移安置, 这是城市建设所必需的, 你瞧呀大家都处于正在搬迁的状态之中。
佘幼芝习惯性地问了一句：“迁到哪？”
“公墓呗，有统一管理。”
“那这一坟是谁管？”
“那还不就是安排，专门的人呗。”
听至此处之时, 她明显觉着心里不踏实。对她来讲, 那墓并不是一块所谓的“坟地指标”, 却是一条延续了几百年的家规。一旦想到墓被迁移到远处, 自己往后再也不能够每日都去上香、清扫, 她的心里面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慌。
数次交流都没有取得成效, 她做出了一个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相当大胆的决定, 这个决定便是写信, 那信是写给谁的呢, 是写给最高领袖的。
存在一种观点称, 佘幼芝因为文化程度不高, 所以那封信是请他人代替写的。她口头讲述的内容大概讲的是, 自家的祖上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去收敛袁大人的遗体, 从那之后便发誓要守护这个墓, 始终不离开, 这样的情况都已经持续几百年时间了。现在城市要推进建设准备动这个墓, 她盼望国家能够考虑一下这段历史, 给这座墓留出一条通道。
代笔的人也有顾虑：“老太太，这么写……行吗？”
佘幼芝只说：“我说的是事实，不是要闹事。”
送出了信, 很长时间不见有消息, 她觉得会杳无回应, 心里难免有点失落, 过了一阵, 有关部门的人前来上门, 口气已然很明显不一样, 大致意思是, 经过研究, 这座墓暂且延缓迁移, 可以留有保留, 后来, 袁崇焕墓慢慢被归入正式的保护范围里。
对于这封信是不是径直抵达了最高领袖的案头, 史料里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从结果方面来看, 新政府针对这类具备历史意义的墓葬, 并非简单地一拆了事, 而是循序渐进地归入文物保护系统。佘家守卫墓葬, 也从一定程度上的那种“民间私自守护”, 转变成进入了“在国家视野范围之内”。
然而，风向并不是一直稳定的。
在1966年往后的那段时期, 旧有的文化符号遭受了集中式的冲击, 民间将其称作“破四旧”。在各个地方有许多墓葬、碑刻被毁坏, 而袁崇焕墓也没能完全避免于此。墓碑被推倒了, 碑文被涂抹掉了, 这成为了当时不少人的记忆留存。
佘幼芝那时年纪已然不小, 然而却不得不再次伫立在墓前。公开进行反对是无法做到的, 她所能做的, 仅仅是竭尽自身所能去保存能够保存的事物。她曾经对后人讲道: “那几个年头, 只敢在夜里前来探望, 多带上几把泥土, 多铺设几块砖块。”。
要是讲在明朝末年到清朝初期的时候, 佘家所面临的情形乃是新立的朝代对于过去臣子的那种戒备心理；那么到了这一次, 他们所面对的却是另外一种势力: 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之下所形成的“统一行动”。这两者的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 然而对于那座坟墓而言, 均可算作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关卡。
墓碑被推倒后, 墓丘一下子变得破败了不少。佘幼芝去扫墓的时候, 经常得先把周围的杂物清理一下, 再将散落的那些碑石拼凑起来。有人劝她道: “老太太, 都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 您又何苦这样? ”她只是缓缓地说道: “别人不认得这座坟, 可我们认得。”。
八十年代之后, 国家针对文化遗产持有态度显著变换, 一批又一批相关保护单位得以确立, 历史人物的墓葬也加入了名单, 一九九二年前后, 北京方面针对袁崇焕墓开展重修工作, 重新树立墓碑, 对墓道予以修整, 并将其列入重点文物保护范畴。
施工队开始进入场地的那一天, 佘幼芝伫立在一侧观望了好长一段时间。有其他人向她询问道: “老人家, 是不是心里稍微安稳了一些呢?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说: “这一回, 可算是真真正正有其他人来帮着我们一块儿守护坟墓了。”。
某种意义而言, 自那之后, 佘家所进行的守墓之举, 已不再单单只是关乎一个家族内部的事务, 而是同国家的文物保护体系有了关联交集, 这般交集, 给此一家族的坚持守护给予了全新的支撑。
六、十八代守墓：从兵卒到普通市民
时间来到21世纪。
佘幼芝于2020年离世, 当时享年83岁。在她离开此前, 针对女儿焦颖说得最为频繁的话语依旧没能避开那座墓, 是“你们之后忙碌尽管忙碌, 但是这边必须要时常过来。”。
焦颖如今身为一个身处现代都市之中的平常之人, 有着一份工作, 还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对于她所属的这一辈人来讲, 去做守墓之事, 已并不象征“一生一世都绝不能离开京城”这类严苛束缚, 反倒是转变成了一种更为温和然而却仍旧具备强大影响力之责任感。
有人向她发问, 说: “你外公那一代, 还有你外婆那一代, 还秉持什么不为官、不朝着南方去的说法, 这些所谓的规矩, 到了你这儿, 还能够遵守得住吗? ”。
她思索了一番, 说道, 时代已然不同, 规矩的形式能够发生变化, 然而心里的那根线绝不能断开, 我们并无必要再将自己封闭禁锢在一条道路上, 可是绝不能佯装这段历史与我们毫无关联。
当前的袁崇焕墓, 已然是公开的历史遗迹, 存在统一管理, 还有文物部门定时开展维护工作。佘家的后人没必要再如往昔那般, 担忧哪天墓会被悄然铲平, 甚至连具体位置都不再知晓。他们前来守墓, 更多的是出于自觉的参与行为——进行一下打扫, 为游客简略讲解几句, 协助纠正一些误解。
墓前，偶尔会出现这样的对话：
“这人是谁啊？”
“明朝的一个将军，打过后金。”
“后来呢？”
“后来被皇帝杀了，冤枉的。”
“那你谁啊？”
“我们老一辈守他墓的。”
若谈及这种简单的对话于普通游客而言, 或许比一大段讲稿更具说服力。对于普通游客来说, 提到忠臣冤案、明末风云这些名词, 会发觉有些遥远。然而当对面站立着一个真实人类, 告知你她家已然守护这座墓十几代人, 紧接着这个故事突然就拥有了重量。
审视家族谱系可知, 佘家“十八代守墓”这一说法, 是将“祖上立誓那一代”当作起算点然后往下进行计数的。每一代具体所从事的职业种类, 并不一定全都与守墓有着直接的关联, 然而, 那条“我们的家在这座墓旁”的线索, 却始终未曾断绝。
要是将这条线跟明末以来的历史变迁一同进行观察, 就会发觉存在一个饶有趣味的对比, 那就是朝代更替了, 制度发生了变化, 城市的风貌也出现了大的改变, 然而在这片土地之上, 一直有一群人自发地将一种记忆予以延续。他们不一定能够明晰宏大叙事, 可是很明白自家祖辈曾经做出过什么样的承诺。
在某种特定的意义范畴之内来讲, 这般的“家族式的那种对于记忆的留存”, 恰好准确为广大普通的人民群众得以感知大历史开辟出了一条可行的途径。档案、正史以及研究著作它们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要是没有类似佘家的这种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存在, 那么许多相关的事物就会显得极为遥远而且抽象。
在专门提到官方叙述时, 袁崇焕这 3 个字, 经历波折: 一开始被判定为“叛臣”, 后来逐渐转变评定, 成为“被冤枉的忠臣”, 里头蕴含着源自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认知改变。然而于佘家的记忆当中, 他一直都是永恒固定的“袁大人”, 是一座必须加以守护的葬坟。
从这一角度去看, 家族之人的坚守, 具备着独特的意义, 他们并非毫无缘由地介入历史评价，而是运用一种质朴的方式, 留存下了一个遭受误杀者理应拥有的那一份尊严, 这种留存, 在多年以后, 为再度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现实的载体, 要是墓不存在了的话, 谈论起袁崇焕也会变得抽象许多。
1630年前后, 袁崇焕离世, 到2020年, 一算竟相隔近400年之久。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段对一个家族而言, 能够使得姓氏变得不再熟悉, 宗族关系趋于淡薄, 往昔的旧规矩被全新的生活场景给彻底冲刷掉。然而佘家围绕着一座墓不断循环往复的故事, 却曲折辗转地讲到了第十八代。
有一阵炮声, 是从边关城头发出来的, 随后有一锹土, 它见证了暗夜中菜市口收尸的情景, 紧接着又有一封信, 是北京城里一位老太太写的, 这条线索将明末这一时代、清代这一时期、民国这一阶段、新中国这一时代有效地贯穿起来, 而这几个时代是截然不同的, 它既没有恢宏庞大的气势, 看上去也不算耀眼夺目, 然而便是这个既没足够气势又非很耀眼的线索, 却在悄无声息中默默提醒着, 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有一些承诺, 一旦被说出口, 那么就会有人耗费两三百年的时间, 去把它慢慢地做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