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来，八宝山革命公墓与共和国几乎同龄，它数次进行扩建，不断提升“门槛”级别，然而，其不言而喻的政治地位以及特有的象征意义，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并未出现衰减，一方面，已故领导人的骨灰陆续被迁回家乡进行安葬，另一方面，低级别干部家属为了仅有A4纸大小的骨灰墙位置而苦苦等候着。
这里是八宝山革命公墓，也就是简称为“八宝山”的地方，处于所谓的“淡季”时段，既不存在祭扫过程中形成的人流，也不见接收爱国主义教育教化进而前来的学生，缘由在于那一张通告，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就连当初申请存放骨灰的各类人员都没有出现过了。
通告被置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门口显眼之处，截至2013年9月底，革命公墓骨灰临时存放室已满，无法再接收辞世者骨灰存放，自2013年10月1日起，需家属自行安排骨灰存放，待革命公墓北山骨灰廊工程完工后，会依逝者在革命公墓办理审批的时间顺序，电话通知申请家属办理选位，时间是2013年12月。
在距离八宝山西边大约1公里之处的八宝山人民公墓，常常会被和八宝山革命公墓搞混，认为同一。前者占地面积400多亩，是完完全全面向广大公众开放的；而后者则是不对外进行开放的，只有具备特定级别的逝者才能够被安葬于此，家属进行祭祀的时候也必须持有证件才能进入。
当家属持续不断地把骨灰安置的申请递交过来之际，所获得的答复跟用餐之时服务员给出的回应别无二致：抱以歉意地告知您，您需要去领取号码而后排队等候。
八宝山的级别
蔡小心38岁，他每年起码两次前往八宝山看望父亲，父亲蔡长元是开国少将，在抗美援朝的“铁原阻击战”里，凭借一个师的兵力拖住数万“联合国军”啊。1995年，蔡长元在北京离世，依据生前级别，蔡长元的骨灰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东1 - 3室。
有一个安放着120份骨灰的骨灰室在哪，在这个骨灰室内，每份骨灰被放置在怎样的地方，被放置在八开纸张大小的玻璃格中，那骨灰盒上又有什么，放有遗像，并且拥簇在鲜花丛中。蔡小心是如何行动的，蔡小心熟悉地走到正中左下方盛放父亲骨灰的玻璃格那里，然后做了什么，轻轻地擦拭玻璃，那蔡小心和其他人相比有什么不同，与他人不同，蔡小心将父亲的传记也摆在了里面的玻璃格。他又具体做了什么动作，他指了指父亲右上方的玻璃格，那是怎样的位置，那是这间骨灰室内最好的位置，这个位置又留给了谁，留给了著名诗人艾青。
蔡小心每次去看望父亲时，都得向相关人员出示那个“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瞻仰证”，之后由工作人员去打开骨灰室。每一个骨灰室自身都是一座单独的古式建筑，按照八宝山工作人员所讲，这样的骨灰室总共有28个。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在党中央发出的要求党员进行火化的倡议之下，公墓把原本八宝山护国寺的大殿以及配殿改成了骨灰堂。
说是工作人员提出来的哈，进入到室内的那些人，起码得是大军区副职往上走的，或者是副部级往上走的那一类干部呐。
骨灰堂在布置方面存有级别类别的差异，举例而言，于中1室之中，汇聚了朱德、陈毅、董必武等一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东西室内，通常呈现出这样的布局，正部级的位置处于正面，副部级的分布在两侧。
1950年，北京市政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八宝山建造起占地150亩的革命公墓。当年，任弼时离世，成为安葬于八宝山的首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北坡顶上占地三百多平方米的那块墓地也被称作“八宝山第一墓”。
公墓正门的两侧，分别是二墓区与三墓区，这里存在着530余个安葬位，这些安葬位所对应的逝者，大多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去世的具备县团级领导干部身份之人，以及在科教文卫领域颇具知名度的人士。依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市民政局所制定的相关规定，墓地的面积大小是依照干部的级别划分成三个不同等级的。
另一关键构成部分是骨灰墙，那些不具备能得以进入骨灰堂标准的，会被安置于骨灰墙上，每个所在位置大概有着A4纸那般的尺寸大小，墙上刻写着逝者的姓名，有着生死的具体年月，还有生前留存的照片，有的情形下还会粘贴上用来挂放物品的衣钩，以此方便用于插放鲜花，而骨灰则被封闭在墙的内部。
蔡小心有八位亲属安葬于八宝山，他着实深切体会到这样的级别差异。依据《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安置审批)工作若干规定》，八宝山的准入门槛是“司局(师)级以上干部”，然而，像他父亲这般副部级或大军区副职以上的干部，审批材料需交给中组部；总政治部或者中央统战部，而其他司局级逝者，反倒只需交干部任免表或者待遇审批表。
有着不同级别，其中最大的差异之处，那便是安放的位置所在。蔡小心的父亲，在其生前担任的是大军区副职，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进入骨灰室。他的二姐，由于被评为见义勇为烈士，故而可以安葬于八宝山，不过仅仅只能上骨灰墙。而他的干爹，也就是开国上将杨得志，却在一墓区拥有一块占地面积大概三四平方米的墓地。
一墓难求
然而，八宝山慢慢遭遇着一个没法逃避的实际状况，原来有的150亩墓地已经没办法去满足需要了。
时至今日，那61岁名为陈曦的人，依旧清晰记得，20年前，在那八宝山，所经历之安葬亲人骨灰的情景。其乃开国少将陈宜贵之女儿，在家中，存在多位亲属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乃是七八位。这般情况啊。
在1994年1月的时候，陈曦的公公离世了，依照级别，公公的骨灰具备安放在骨灰室内的条件。陈曦清楚地记得，那时的东3室空荡荡的，她还特意为公公挑选了一个不错的位置。3年之后陈曦的父亲去世，然而骨灰室已然被放满，致使父亲的骨灰不得不放置在临时安放处。2003年，陈曦的母亲去世，骨灰墙上还能够顺利进行安放，但是到了2005年她的婆婆去世时，骨灰墙上已经没有空余的位置了，婆婆的骨灰被放置在八宝山一间简陋的房子里等候排队，几个月之后终于排到了位置。
由墓地紧张所带来的情况是价格上涨，蔡小心告知记者，家里人始终想着在北坡之上为父亲挑选一块墓地，“原来是觉得能够再等一等的，意想不到的是价格变得越来越高了。”。
陈曦对这一说法予以了证实，她有一位亲属，在2000年前后，花费十多万，于八宝山购置了不到3平方米的墓地，5年后，又有一位亲属离世需要购买，此时价格已飙升至20多万，而且面积还缩减到几平方尺，记者看到二墓区内存在一些无字碑，有一位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当下价格是30万，“不过早就没有了，那些无字碑是家属先前就已买下的，只是骨灰尚未迁进去。”。
骨灰墙的价钱同样跟着上涨。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每20年的租位价钱大概是3000元，8年过去后，价钱成了每20年1万元。就算是这样，八宝山每年依旧会收到大概1000份骨灰存入的申请。
2005年，八宝山新征得北面260亩山地，而后开始建设，一年之后，东院也开始进行扩建，规划的新骨灰墙能够提供6800多个位置，在一期工程结束，3500多个骨灰龛位投入使用之时，曾经有2000名逝者家属通宵排队去选号。
2013年9月，北京市规划委公布了八宝山北院规划图，新建北院面积达17.6万平方米，有长达620米的骨灰廊，可提供10020个骨灰龛位，预计2014年6月完工。八宝山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投入使用的具体时间和龛位价格，“要等上级通知”。
在出现一墓难求这种状况的情况下，八宝山达成了自收自支。依据《南方周末》在2005年的相关报道，早在2005年的时候，八宝山仅有50多名工作人员，然而其年财政收入却已然达到了1000万元。
由“革命”向“国家”转型
并非所有故去之人都愿安于八宝山。近些年来，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高级将领的后代，相继把那些亡者的骨灰从八宝山转迁回故乡，其中一部分是为圆逝者生前心愿，一部分是因受家乡地方政府的邀约，而更多的则是基于落叶归根这种传统观念的思量。1999年，彭德怀的骨灰被转至湘潭老家；2009年，贺龙骨灰回到作为家乡的张家界的贺龙园之地；2011年，陈赓的骨灰迁移至湖南湘乡的故居里进行安置；2013年，身为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的骨灰同样从八宝山移出，返回湖南临澧的老家。
当时有一位家属，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姓名，她告知了记者相关情况，她说按照父亲所立下的遗嘱，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家人把骨灰迁移回了南方的老家。她还讲父亲的级别是大军区正职，而按照八宝山的管理规定，迁出是经过了中组部以及总政治部的程序批准的，她表示父亲在老家的墓地大概有七八十平方米，整个安葬仪式是严肃且庄重的情景。她又说父父亲生前单位的领导以及家乡政府的领导都参加了并且还发表了讲话。
存在的仅仅是小规模的“搬迁”行为。在2009年的时候，开国上将萧克的骨灰从八宝山的骨灰堂被移除，并葬在了一特定墓区；在2011年，原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的骨灰同样从骨灰堂的中一室被迁移至了一墓区。“其中有些是出于政治荣誉方面的考量，有些是为了回到故乡老家，这些情形都是情理之中的。”上述提及的家属对着记者这般说道，留在八宝山所具备的益处在于祭扫之时会是方便快捷的，而且墓地会有专人进行照料。
然而，于她那“红二代”的朋友圈范围里，从八宝山迁出去的只是少数情况。其中大部分迁出去的人，都是自身级别比较高的，受到了家乡当地政府的重视，而且已经把故居、墓地或者纪念公园修缮好了，长期以来还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那些级别低的逝者明显是不会拥有这样的特殊待遇的，所以留在八宝山的占了绝大多数。
八宝山归属于北京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它仅仅是个处级单位，由处级部门去管理诸多高级别领导的公墓，有时会展现出尴尬的状况，2005年4月，北京市殡葬管理处曾发表表示，北京市已然开始重新进行规划设计八宝山革命公墓，计划把它建设成为中国首个国家公墓，然而，9年过后，这个从“革命”朝向“国家”的转型依旧没有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