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学在墓地研究中包含形态与理气两方面。形态关注的是山脉走向、穴点位置、砂手分布以及水流形态，理气则涉及方向定位、五行变化、天星布局、神煞影响以及元运流转。形态方面注重山脉真实走向和穴点选择，要求有山环绕水抱，能够藏风聚气。即便遇到一些形态特殊的穴点，也有相应的处理方法，不同流派所传授的规则差异不大。然而，一旦触及理气话题，人们便各自提出一套说法，彼此唱和不同，甚至同门师徒之间传授的方法也大相径庭，并且都声称自己才是杨公嫡系真传，而其他流派皆为虚假之术，争论不休，持续千年仍无定论，让众多学习者感到迷茫困惑，最终只能得出“山形格局并无虚假，而理气之说难以考证”的判断。
如今，众多风水师依然十分看重理气，有“方位偏差一分，荣华富贵皆无”的说法，即便山川优美，龙脉真确，只要理气稍有出入，就全然无效。
理气真的那么关键吗？倘若理气确实关键，那么各家方式又彼此矛盾，一讲理气就要互相攻击，不把对手压垮气焰不消，我们该如何是好呢？显然，我们得梳理清楚自己的思绪，从风水演变历程的角度来研究研究风水理气的问题了。
我国陵寝方位研究历史悠久，早在古老的商周年代就已萌芽。《尚书·盘庚》中就记录了盘庚迁都之事：盘庚搬到殷地后，确立了居所……选择靠山而住，用来躲避灾祸，迎来吉祥。以此永久地安顿在新都，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并非废弃他的计划，是顺应先祖的灵验，各自不敢违背占卜。以此大力发扬这美好德行。新址是个理想之所，无人能够反对，定居于此促成殷商繁荣昌盛。后来盘庚迁都殷地之后，“殷道复兴”，让商朝再度兴盛了数百年时光。
《诗经·大雅·公刘》中也有关于公刘从邰地迁往幽地的记载，提到公刘“登上高处观察献地，又下来到原上考察，前往那些众多泉水的地方，眺望那广阔的原野……考察地势的向背，观察泉水的流向，测量低洼的原野，测量山势的走势……逆流而上寻找山涧”，看，他既观察山脉，又考察平原，还审视山势的朝向和水流的去向，并且测量方位，这已经颇具风水先生的特征了。他搬迁定居的结果是：“周朝的兴盛从此发端，因此诗人歌颂赞美他的德行。”
这个阶段，墓葬的方位选择还很不成熟，缺少诸如龙脉砂手流向之类的核心理论，更无法谈及系统的布局方法了。人们判断住宅是否适宜居住，通常需要借助占卜手段来决断。在商朝的甲骨文字里，就留存着大量关于建造事宜进行占问的记录，例如："己卯日占问，询问是否应该建城，神灵会满意，我会跟随，在唐地。庚午日占问，丙日问是否不该在此建城，神灵会满意。占问是否应该建城，神灵会满意，时间是八月。"这是关于殷王打算建造城池并占卜吉凶的记载。文中“争”与“丙”是两位负责占卜的人，“贞”代表询问，“若”意味着得到许可。后来周公在洛阳建立都城，选定伊洛瀍涧四水交汇之地作为宅基地，成为后世风水学说的标杆，不过他判断风水好坏的手段仍是占卜，因此有“周公占问河洛”的说法。
到了秦汉时期，人们逐渐形成了关于土地气运的认知，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以风水为业的人和相关的书籍文献。当时民间广泛流传，说蒙恬之所以去世，是因为他修建长城时破坏了地气流通。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载，蒙恬之死是由于他追求功业过于急切，并感叹道"怎么会怪罪于地气流通呢！"后来人们把这种"地气流通"的概念，演变成为风水学说里的"龙脉"。《史记·日者列传》中描述汉武帝召集占卜师聚会，询问某人是否适合成婚，五行家认为可以，而风水师则持反对意见，那个时期的风水师虽未完全具备现代风水师的资格，但依然属于观察天象勘察地形的占卜专家。
在《汉书·艺文志》中，已经记载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地典》等几部涉及风水知识的书籍，在《后汉书·艺文志》里，更出现了将阳宅与五行、五音、五方相结合来论断吉凶的具体做法，书中提到：“住宅有八种方法，用六甲进行命名和排序，排序确定后命名也确立，宫商调式各有不同。住宅有五种方位，姓氏有五种声调，住宅与姓氏不匹配，姓氏和住宅互相冲突，就会导致生病、死亡、犯罪、遭遇灾祸……所以商家的门不适合朝南，徵姓人家的门不适合朝北，因为商姓属火朝南。徵姓属水朝北。水克火，火能熔金，五行之气不协调，因此五种姓氏的住宅，门有适合的朝向，朝向合适，就会富贵吉祥。朝向不合适，就会贫穷衰败。由此可见，汉代人在建造房屋时，不仅开始关注大门的朝向，而且非常在意宅主姓氏的音韵与五行属性，以及房屋朝向的五行相生相克关系，这无疑是后世阳宅风水理论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八宅派”的起源。
阴宅风水的学问，在汉代虽然出现了张平子、青乌子等几位擅长安葬的人，但他们的方法都没有形成完整且系统的理论。考察张平子的《冢赋》，书中描述了墓地周围地形的情况，但山形地貌的布局尚未形成规范，更不用说气场的理论了。青乌子的著作已经失传，根据唐朝欧阳询在《艺文类聚》中转述的《青乌子》内容，其中提到山势看起来像月牙的形状，或者像倒扣的船，如果在这里安葬，子孙会显达富贵；而山势看起来像鸡窝的形状，如果选择此地安葬，家族就会衰败灭亡。山势层叠，远观似鼓似楼，墓地相连州郡二千石之位。”由此可知，这青乌子的山形造势之术已臻化境，若汉朝确有此人，且这段文字又确系其本人所写，那么，他便是真正的风水始祖了。可惜，青乌子此人“史书未载其名”，缺乏考证依据，因此风水始祖的称号便归属于晋代郭璞。
魏晋年间，堪舆之学在文人士大夫中逐渐流行，单是《晋书》就记录了魏舒、陶侃、羊祜等人凭借风水获得显赫地位的案例。受此风气影响，我国风水术飞速发展，最终形成了管辂与郭璞这两位奠基性的风水宗师。《魏志·管辂传》中描述管辂为丘俭勘察墓地时称，树木即使繁盛，也不会长久存在，碑文即使华丽，也难有后人守护，玄武低垂，苍龙断足，白虎叼着尸体，朱雀哀鸣，四种凶兆已经具备，按照规律应当灭族，最多两年，灾祸就会降临。在此，他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象”融入风水地势分析，成为后世研究风水时必须考虑的“四局”。可惜管辂没有留下相关书籍，所谓的《管氏地理指蒙》其实是后人伪造的，里面几处“李淳风说”的引言就暴露了它是唐代以后才出现的。
郭璞学识渊博才情出众，文辞赋作在东晋时期首屈一指，曾向河东郭公学习《青囊中书》。《晋书》记载他精通五行、天文、占卜等学问，能够消除灾祸化解厄运，其方法途径灵活多变，即便是京房、管辂这样的高人也无法超越他。他所写的《葬书》（清人姚际恒在《古今伪书》中指出是后人伪造的），对山脉、位置、周围环境、水流、能量流动、土壤性质、相生相克、方向等风水关键要素，都有详细阐述，是那个时代最为全面而系统的风水学说。因此，《葬书》被视为中国风水学正式出现的象征，也是中国首部最具权威性的风水典籍，所以后世谈论风水的人都将郭璞视为始祖，并将《葬书》称作《葬经》。这本书主要阐述山势的形势，也触及了少许方位和五行，但作者明确表示：“勘察山势的方法，以形势最为关键，形体次之，方位再次之。”他把山势的形态和气势看得比方位更加重要。根据留存关于郭璞的文献资料可知，他当时并未形成理气学说，判断风水好坏时主要还是依据山形地势，并且借助易卦进行预测。根据《浙江通志》所述，郭璞当初挑选温州城址，最初考虑在江北区域，然而经过取土测试，发觉土质过于疏松，便渡江前往，登上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岭（这座山从此被称为郭公山），观察到“众多山峰交错排列，形似北斗星，华盖山正好遮挡斗口”，最终决定在此地建立城池。他接着讲道：如果城市建在环绕山岭的地方，就很容易聚集财富，不过也容易遭遇战乱和洪水，把城池建在山上，则盗贼难以攻入，可以长久保持安稳，因为建在山上的城池，被称为斗城。再比如郭璞的《迁城记》中描写福州市时说：左边有旗山，右边有鼓山，这是福建地区的两大奇景，旗山位于洪塘山的西面，山顶尖斜，形状像旗帜，鼓山则高耸于海边……从这些文献资料中，我们都无法找到任何关于理气学的记载。《晋书·郭璞列传》中详细说明，司马睿先后两次邀请郭璞前往建邺选择吉地，郭璞每次都借助易卦来预测并判定其是否吉利。
从隋唐到五代时期，风水学不断进步，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例如萧吉、舒绰、张白、吕才、李淳风、袁天罡、卜应天、丘延翰、张燕公、浮屠泓、一行禅师、司马头陀、杨筠松、陈亚和、万伯超、何令通等人，其中杨筠松对后来的影响最为深远，他的传承者名单中记载了曾求己、曾文辿、刘白头、胡矮仙、赖文俊、黄妙应、范越凤、廖金精、谢世南、吴景鸾、洪士良、陈抟、刘谦、刘伯温、傅伯通、厉伯韶等诸多享有盛誉的风水大师，因此全世界从事地相研究的人大多以杨筠松为师承，尊称他为“杨公”、“杨仙”，把他当作风水的始祖来敬奉。
但是，唐代之前的各类风水著作，大多只谈山形格局，不涉及方位理论（唯阳宅略有提及），偶尔提及方向时，也仅限于东西南北这四个基本方位。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由于方位理论必须依赖特定的测量仪器，即指南针，如果罗盘上缺少一根精巧灵敏的指针，那么罗盘上的所有标记都将失去价值，方位理论也就无法应用。
研究指南针的演进历程可知，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创造了一种名为“司南”的定向器具，依据王振铎先生的考证与复原，东汉时期的司南呈现为汤匙式样，系由天然磁石制成，其底座上镌刻着四正方位（即乾、坤、巽、艮），八位星宿（甲、乙、丙、丁、庚、辛、壬、癸），以及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些刻度与当时通行的式盘地盘布局相似。六壬占卜盘称为“式盘”或“汉栻”。根据出土的多个六壬盘，这种盘由上下两部分组合而成。下面这个盘叫地盘，上面那个盘叫天盘。天盘能够围绕中心轴转动。这种盘没有指南的磁针，而是通过时间和方位的关联，以及天地盘的配合来预测吉凶。也就是说，汉栻并非用来看风水，而是一种占卜器具，虽然它也用于预测房屋和丧葬相关的事宜。司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指南针，而是指南勺，其勺底无法固定，容易发生位移，转动时与底盘的摩擦力较大，其勺柄又比较粗壮，根本无法准确指示方向，因此没有被普遍使用，到了晋代，人们观测方位的主要工具仍然一直是周朝的“土圭”。郭璞在《葬书》中提到用土圭确定方向，用玉尺衡量距离，但未提及司南和汉栻。土圭是一种工具，具体做法是在平坦地面上竖立一根木杆，用绳子使其保持垂直，观察太阳光形成的影子，借此判断时刻和方位。可以想象，采用这种极端简陋且极其繁琐的手段，能够准确分辨出东南西北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即便发生灾难也无法推算出什么六十四卦七十二龙二百四十分金之类的东西。换言之，在唐代之前还没有风水理气所必需的指南针，因此唐代以前的风水先生（包括风水的开创者郭璞）只关注山形地势，而不涉及理气推算。
直到宋代，我们才能在历史资料里发现一些关于指南针和罗盘的记录。宋代初期，曾公亮编纂的《武经总要》和沈括写的《梦溪笔谈》中，分别提到了指南鱼和指南针。沈括还阐述了四种指南针装置方式，分别是水浮法、碗唇旋定法、指甲定法、缕悬法，并强调：水浮法容易摇摆不定，碗沿或指甲旋转固定法容易滑落，因此认为缕悬法最为理想。当时，人们普遍采用将磁针穿过灯心草然后浮在水上的水浮法，这就是所谓的“水罗盘”，而“旱罗盘”（磁针有固定支撑点）的发明则是在南宋时期之后才出现的。
那么，唐代后期的国师杨筠松，在四处游历的行囊里，是否携带了指南针这类物件？查阅相关文献可知，他大概生存于公元834至903年期间，距离北宋的开端即公元960年，尚有差不多六十载光阴，依此推断，他应当没有机会见识罗盘但是，他在《撼龙经》中确实记载了“此乃仙家精妙之术，远非普通罗盘可比”这样的内容，由此可见，指南针的诞生年代应该稍稍推后至唐末时段了。当然，杨公当时所见到的“普通罗盘”应该并非那种磁针拥有稳固支点的旱罗盘，毕竟缺乏任何佐证材料，他实际接触到的，只能是那种人稍一移动或风吹草动就会摇摆不定的水罗盘。水罗盘比起土圭和司南，确有长足进步，然而，只要遭遇微弱气流，它就无法准确测量方位，所以它依然无法实现精确定向。因此，杨公在风水勘察时，很可能并不使用罗盘，自然也不会创立出能够精确到“分金”的理气学说。从他的《撼龙经》里，能够明白他讲的“神仙绝妙法”是看山形的好办法，不是用罗盘怎么安排气场的方式。
说杨公只讲峦头，不讲理气，理由有三：
东晋时期郭璞观察环境时仍以土圭确定方向，借助占卜判断好坏，完全没有基础去创立风水理气学说。所以即便《葬书》出自他的手笔，他也不会留下《青囊奥语》和《天玉经》中那些繁复的理气体系。由此可见，《青囊奥语》所谓“东晋郭璞传授此法”的说法，根本不值得相信。再说书中还记载着“上下错乱，每方皆有奇珍异宝；往来得失，每方都成险象环生”的记载，这显然出自元代炼丹术士陈致虚的笔下，又怎会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唐代杨筠松的著作里呢？由此可以推断，这几部关于风水理论的书籍都是后来的人假借杨公的名义编写的，并非杨公本人所著。
杨公本人无法自主研发一套理气学说，因为他缺少精确的定向器具。我们之所以在杨公的《撼龙经》、《疑龙经》中看不到诸如“穿山七十二龙”、“三百六十五度分金”、“六十四卦”这类理气学说的记载，也寻不到“唯有挨星最为贵，泄露天机秘”这种谜语化的理气言论，根本原因在于杨公并不传授理气学说。有人好奇：杨公如何勘测风水方位？方法很简单：凭借视觉配合拐杖！他留下的《葬法十二杖》便是最有力的证明，书中完全没有涉及任何理气理论，而且其阐述的要点与《青囊奥语》、《天玉经》所述的完全不同。
这种做法我们还能在刘江东的大弟子刘江东所著的《天宝经葬法》（也就是《刘公葬法》）中找到依据：所谓倒杖之术，需要观察山脉的来龙去脉，还要看气脉的汇合之处。通常情况下，山脉的走向和终结都有大小两个八字形分布，可以分成三条路线，称为三龙。必须仔细观察中间那一条山脉的走势，找到它分支的地方……要选择第三个分叉处的滴断位置，竖立一个标杆，再找到与之对应的水口位置也竖立一个标杆，然后把一条线放在两个标杆的顶端，这样就能确定墓穴的深浅。外面用一根棍子，分别测量两边脸旁的凹陷深度，如果距离是五尺，那么洞穴就有五尺深，如果是七尺，洞穴深度就是七尺，如果达到一丈，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确定。墓穴若呈上翘状，需先立一根标杆于小堂中央，用细线系住球首，悬于标杆顶端，再将前方的标杆线与球首线平行拉直固定…… 棺木倒放时，正对球首，不能晃动，若偏向左侧，预示左侧土质暗淡，若偏向右侧，预示右侧土地肥沃，只要得到高人传授前后相顾之法，为人下葬十次，万无一错。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杨公亲自传授的倒杖安葬方法，篇幅大约有五千字之多，然而全文完全没有提到罗经这个概念，也找不到关于火龙金龙或是三般卦之类的任何文字，整个安葬过程所依据的仅仅是视觉观察和拐杖辅助，刘公还表示依靠这种办法可以做到为别人下葬十次，万次都不会出现差错。假如通过观察和借助工具就能确保十次下葬全部准确无误，杨公又何须依赖《天玉经》这类精密的理气学说呢？倘若杨公确实掌握了一套理气方法，为何在刘公的安葬技巧里丝毫不见《青囊奥语》与《天玉经》的影子呢？至少应该会宣称“想要十拿九稳，另有星象秘术，必须得到师傅亲自传授”之类的招揽话术吧？
同样地，杨公另一位弟子胡矮仙在其著作《至宝经》中，也详尽地记述了师门传授的倒杖安葬方法，这种做法与刘江东的讲解高度一致，并且完全不涉及任何理气学说。他在“明确倒杖定向”这一部分写道：穴点位置就是脉气终止处，倒杖后要区分明堂前后区域。后方标准需位于正中，前方则要观察水流汇合地点。那个地方就是设立标志杆的位置，拉紧线绳来确定正确路径。这种做法完全不需要使用罗盘，因为天地形成的法则本就固定不变。他明确地告知我们，绝不需要借助罗盘，因为天地自然有其规律，寻地不必依赖罗盘，穴位的形成是自然天成的，根本无需用罗盘来定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