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三教为例
【摘要】藏传佛教寺院历来是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他们制定了传承教义的制度，控制庞大的僧尼队伍，加强寺院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司法功能。而且内部管理模式复杂。该模型根据宗派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总结历史经验，分析研究，有利于全面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构建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维护藏传佛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寺庙（寺庙）；内部管理；特征;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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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合一制度下的寺院作为藏传佛教的重要载体，不仅是宗教和寺院群体本身的管理者和统治者，也是藏区社会的主要管理者和统治者。寺院作为三大领主之一，是维护宗教特权、巩固政教制度的最坚定、最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和精神力量。相应的寺庙内部管理模式对藏传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审视和研究藏传佛教寺庙内部管理制度的历史和规律，把握其内在特点，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构建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积极探索和建立符合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的寺庙管理制度。西藏当前的现实，具有藏族特色。对引导藏传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2世纪以后，随着以宗庙、僧尼为中心的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出现，以宗教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也在藏区不断壮大。于是，一些主要寺庙不断扩建，祖庙创始人的弟子和后续弟子在各地建庙，所以寺庙的数量不断增加。寺庙随后成为藏区独特的社会文化实体。西藏宗教团体与世俗贵族联合形成“神权”制度后，寺院团体成为西藏社会的上层统治阶级，寺院逐渐成为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传承教义，进一步控制庞大的僧尼队伍，强化寺庙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司法功能，藏传佛教不同教派根据各自的宗教信仰，制定了不同的寺庙内部管理办法。自己的特色和传统。
一、传统藏传佛教寺院内部管理的不同模式
（一）格鲁派
从目前史料研究现状来看，五世达赖喇嘛在清朝和蒙古人的支持下获得西藏政教体系的领导权后，格鲁派寺院内部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健全的组织架构和严格的管理制度。 。其中，以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最具代表性或典型。我们以拉萨三大寺为例，总结一下格鲁派寺院的传统管理模式。拉萨三大寺的管理体制和机构主要由措钦、扎仓、康村、米村四个部门组成。
1.措钦
对于拉萨三大寺来说，“措钦”是寺院组织中的一级部门，也是寺院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喇吉会议”的组织形式集中或行使寺院的权力，其中“部落”为负责制，同时有四位僧官分管，即“措钦吉瓦”。成立“措钦协敖”、“措钦翁泽”，共同管理全寺内外政教事务。
“千叶”意为“法台”或“普法台”。他是寺院一切宗教活动和内外事务的总负责人。他主要在大经堂举行的重大法会上展示他的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利。僧官“千叶”是从寺内主要扎桑堪布中选出的，都是佛学渊博、道德高尚的高僧。对于任期没有严格的规定。历史上甚至出现过该寺大活佛长期担任“千叶”之位的现象。例如，第二至五世达赖喇嘛曾担任哲蚌寺的“千巴”，历代嘉样活佛曾担任拉卜楞寺的“千巴”等。
措钦吉瓦主要负责管理整个寺庙的财产或后勤。他在寺庙中扮演大管家的角色。因此，担任此职务的僧官在寺院内部组织中可以称为后勤大臣。
措勤谢敖是高级护法僧，负责执行寺院制定的各种规矩和戒律。全面负责全寺僧戒检查工作。同时，这位僧官也有特权聆听寺院百姓之间的纠纷。
措钦翁泽主要负责管理以寺院主经堂为中心的各种宗教活动。例如，从僧侣念经等日常宗教仪式，到举办大型法会等宗教活动。
2.扎仓
扎仓是三大寺院机构中相对独立的二级部门，实行“堪布”负责制。 “堪布”一词在宗教术语中有多种含义，如大师、大师、老师等。各扎仓的堪布也是拉智理事会的成员。担任此职务的高僧，是寺院各扎仓的权威主持，相当于中国佛教寺院的方丈或大和尚。既然堪布僧官必须具有渊博的佛学知识，那么他一定是寺院或扎仓中最有学识、最受尊敬的僧人。因此，三大寺中担任僧官“堪布”的僧人，大多都取得了宗教资格。具有西学学位的高僧。
格贵主要负责各扎仓僧人的名册和戒律。事实上，“格贵”是寺庙的执事，负责维护僧伽严格的规矩和纪律。历史上，三大寺的格贵巡查僧戒时，常随身携带铁棍，故又称“铁棍喇嘛”。
翁泽是各扎仓经堂的诵经课和法事负责人。由于“翁泽”经常在法会中指导僧人念经或亲自领诵经，所以通常由熟悉各种经书、声音洪亮的僧人担任这个僧官。
郭涅是僧官，掌管各扎仓的一切财产。
3. 康村
该机构隶属于各杂仓，成为杂仓的下属单位。例如，哲蚌寺四大扎仓中，果芒和洛瑟林规模最大，分别有16个和24个康村。其管理体制与扎仓类似，实行堪布负责制。
4.三村
“米村”是康村的下属单位，也是三大寺院机构中最基本的组织单位。也可定义为寺院机构体系中的第四级部门。从管理体制上看，各“米村”作为寺庙的基层组织单位，在内部实行“格干”责任制。如果把寺庙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那么每个“米村”就是一个家庭，在其中充当社会细胞，而“格干”则是负责管理家庭的一家之主。
与三大寺和格鲁派其他大型寺院类似，通过上述系统化的组织架构和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西藏各地拥有数万名僧人的庞大宗教机构有序运行。需要指出的是，像三大寺这样规模非常大的寺庙，其管理下的附属寺庙有上百座，也就是说与其有隶属关系。对于这些中小寺院来说，通过“堪布”派遣机制，在下属寺院实行“堪布”负责制，从而建立各寺院之间的隶属关系，直接为旧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服务。此外，一些寺庙附属庄园也需要僧人管理。
（二）萨迦派
元代萨迦派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寺院管理模式。经过数百年的延续和发展，西藏在民主改革中形成了完整的政教合一的管理模式。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于元代。萨迦寺作为这一体系形成初期的政治、宗教中心，也代表了萨迦派管理寺庙的主要模式。据《萨迦传承史》记载，公元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后，在原有基础上完善了萨迦寺的管理制度，设立了各种官职，进一步强化了萨迦寺的政治、宗教功能。 。 。这一管理制度后来也为甘丹颇章所参考和继承。作为萨迦寺的住持或法王，在他的周围设置了以下13个官职和随从，以方便管理一切政教事务。这些官方职位包括：
索本作为主管饮食的官员，实际上可以参与政治和宗教管理，拥有更大的权力。
森本的意思是管理卧室和衣物的官职。
魁本，负责佛教仪式等的官职。
解本，负责接待的官员等。
翻译、管理文件、档案等的官方职位
佐本，主管财政的官员。
塔本，负责安排具体膳食的官员。
镇本，负责导游等官职。
丹本是负责安排法会、仪式等座位的官员。
卡本，负责搬迁等的官职。
大本，负责管理马匹、车车等的官员。
左本是负责管理寺庙和牲畜的官员。
奇本，负责看管藏獒的官员。
这些职位其实不仅仅是他们表面上的头衔，因为他们是主人的贴身侍从。
在实际履行职责过程中，监护人的权限往往大于实际官职。他是协助萨迦派领袖管理宗教事务的主要人物。萨迦寺在后来的发展中，多次分拆重组，导致寺庙的管理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八思巴时期，萨迦寺分为东院、西院和上院三部分。每个院落由不同的上师管理，并接受寺院负责人的统一管理。寺主又称释迦法王，由三院轮流担任。后来萨迦寺又分为四个拉让，即色陀拉让、拉康拉让、仁青冈拉让、杜却拉让。每个拉让都有自己的领袖，是父子相传的，但萨迦寺仍然有一个总领袖。随着历史的发展，只剩下图措拉朗支系。萨迦寺第48代住持期间，都措拉让寺分为平措和卓玛两个颇章。两位颇章的长子轮流担任首领。
西藏民主改革时，据说萨迦大师已传至第八十二代。萨迦寺分为南、北两寺。南殿属宪宗院落，下有对瓦扎仓、撒尼扎仓；北寺属密宗院，仅有扎仓一座，为盘藏。萨迦寺的掌门——萨迦法王，是南北寺院的最高领袖和管理者。但具体管理宗教事务的人是“堪钦”。堪钦当选时，主要是看他的学识，而不是他的资历。他的任期不定，卸任后被称为“甘肃”。寺院的重要行政事务，须经干千与萨迦左巴商议后，报萨迦大师批准。堪钦主持南北寺院联合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干千、左巴是措钦在寺院的一级职务，其下还有南、北寺院的二级管理。
南寺事务均由“谢扎堪布”主持，设有翁泽、吉所、洛本、曲陈巴、茶官、察西巴、门官等职务。上述人员中，吉所康负责人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寺庙物资的收支。其次，他还监督管理寺院的规章制度和寺院生活。洛本的意思是上师，他是南寺各扎仓的导师。一般有6人。曲臣巴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维护寺庙严格的规章制度，相当于高贵。 相当于一个饮食监督员。南寺因产地不同，将僧人住所划分为十六个不同区块，称为“十六林”。 “林”是萨迦寺的第三级组织。每个森林都有一个负责人“林本”，他是一位僧人，负责监督各自森林的规章制度。林本必须由能完成各种任务、熟悉佛经、严格遵守规矩戒律的老和尚持有。
萨迦北寺以密宗寺院为主，僧侣数量比南寺少。饶强巴负责密宗一切事务。其他职务还有宫官、嘉措本洛、各寺院的堪布、翁泽、扎仓却本、却钦巴、茶官、察西巴等。 宿舍官和嘉措本洛负责寺院一切事务，嘉措本洛也是寺院的一切事务。密宗学院金刚上师。北寺扎桑秋本的职责与南寺木曾相同。其他位置与南斯基本相同。
（三）噶举派
噶举派形成于12世纪，分支众多，号称“四大八小”。有些噶举派因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或曾掌握西藏地方统治权而影响较大，如巴珠噶举派、柴巴噶举派、直贡噶举派等。噶举派的一些分支已经消失，不复存在。至今仍然存在并有较大影响的派别有噶玛噶举、直贡噶举等。噶玛噶举派是藏传佛教中最早采用活佛转世的教派，也是迄今为止传承时间最长的教派。噶玛噶举的活佛转世制度确立后，其他教派纷纷效仿、采用这种转世制度。
噶举派寺庙的内部管理制度与藏传佛教其他教派基本相似。寺内有谢扎堪布、翁泽、格贵、洛本、木曾（哇）、地霸等职位。与萨迦派类似，噶举派最显着的特点是寺院管理分为两套小组。一是以“谢扎堪布”为主的显宗；另一类是密宗，以“正宗”为主。该寺院名为“竹康”。显宗院和密宗院各有自己的管理班子，寺庙的一般事务均由“济乔堪布”处理。寺院内还有措钦温泽、措钦格贵、木措等措钦级别的职位，与萨迦、格鲁派等教派的职位无异。
历史上，在噶举派寺庙的管理形成稳定的机制之前，寺院主人的传承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主要通过血缘关系，如父子、叔侄、兄弟等继承皇位；二是以活佛转世的形式传承皇位。噶玛噶举派早在公元1283年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巴希圆寂后就开始了转世制度。这也很好的解决了宗门的寺庙传承机制。在随后的发展中，噶玛巴噶举始终围绕噶玛巴转世制度展开，教派势力长期持续盛极。第一种形式可见于菜霸、巴龙、帕珠、大龙、直贡等教派的早期历史。在随后的发展中，大多数以家族传承为主的派系，由于家族势力的削弱和家族继承人的灭绝而逐渐衰落，直至灭绝。公元17世纪，直贡噶举派开始采用活佛转世的形式，以解决因觉热家族衰落而带来的寺庙传承和管理问题。这也是直贡噶举能够继续存在并传承下去的重要原因。
在直贡寺的历史上，除非常时期由堪千·古热瓦、觉农巴担任寺院住持外，一直由觉热家族成员担任主持。二十三世主贡吉平措后，觉热家族血统被断绝，开始采用寺庙活佛转世制度，形成了两套转世制度。第22代国王与贡觉平措是兄弟，两人均无子嗣。所以在第二十二世主圆寂之后，贡吉平措给他找了一个转世灵童，立他为第二十四世主。这个系统被称为“切藏”。贡觉平措圆寂后，第24任寺主为他寻找了转世灵童，后来成为直贡寺第25任主持，其制度称为“穹藏”。两个转世系统的活佛互为师徒，轮流担任寺院主。直贡寺有六位拉卜楞和八位活佛转世系统，但寺主只能由以上两种转世系统担任。
二、传统藏传佛教寺庙内部管理模式特点分析
格鲁派在借鉴历史上其他教派的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系统、复杂的寺院内部管理制度。从具体功能来看，格鲁派寺院集继承和研究佛教教义、巩固和加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于一体。可以说是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和经营的集大成者。由于格鲁派是藏传佛教的最新教派，处于西藏历史上政教合一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寺院的内部管理体制也具有高度的制度化、等级化和独立性。萨迦寺的管理模式基本沿袭八思巴时期建立的制度。由于萨迦寺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分裂和变迁，寺庙的内部管理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总体而言，元代萨迦派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即政教合一的线索，在萨迦派寺庙的管理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直到西藏民主改革前夕，萨迦派的迦寺掌门一直是萨迦派及其子民的最高领袖和统治者。噶举派作为一个体系复杂的教派，有很多分支，其中大部分已经消失在历史中。这方面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资料，未来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分析楚布寺和直贡寺的历史和现状，以活佛为主对寺庙实行内部管理的噶举派传统最为突出。虽然噶举派最早采用活佛转世制度，但直贡派采用这种寺院领袖传承形式的时间要晚得多。如前所述，从最初的血统寺主形式到后来的以活佛为主，这是直贡寺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也是直贡噶举派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总体而言，藏传佛教寺院内部传统管理模式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首先，寺院僧侣等级森严，职责分工明确，管理自主权强，体现了政教合一。
这一制度下寺庙管理的政治特征。寺庙的内部管理一般由两套机构组成，即宗教事务机构和行政机构。由于教派不同，其形式和名称也不同；同一教派内，根据寺院规模大小，机构设置也有所不同。寺庙里的活佛和普通僧尼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级别所享有的待遇和特权都有明确的规定。寺庙的内部管理还涉及其众多的庄园和牧场，因此寺庙还具有政治、经济、教育、司法等职能。
其次，活佛在寺庙传统内部管理中的威信历来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活佛转世制度最初是为了解决宗派发展前景和寺庙传承人问题而创建的。藏传佛教巧妙地运用佛教“三身”理论，创造了独特的活佛转世文化。事实上，藏传佛教各大教派活佛传承体系的出现背后，都有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合理有效地解决继承问题是这一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数百年来，活佛成为藏传佛教传承和发展的关键人物，甚至可以决定一个教派、一个寺庙的成败。在传统寺庙内部管理模式中，活佛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活佛拥有任免寺院全体僧人的权力，对寺院的重大事件和发展方向拥有决定权。随着政教合一历史的发展，活佛不仅是寺院宗教、政治、经济等实际事务的负责人和当地的宗教领袖，许多活佛同时也是寺庙的宗教领袖。地方高级行政官员。
第三，“扎仓”作为寺院的二级部门，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很多时候，格鲁派寺院的扎仓就相当于一座独立的寺庙。具备一座寺庙正常运作的一切条件，如佛学院、堪布、僧侣、佛经组织、经济收入等，可以完全独立运作。扎桑的一些内部事务完全由扎桑堪布一人决定，不需要向寺院级组织汇报。例如扎桑的格贵、翁泽、涅仓等都是扎桑堪布任命的。有些扎桑还有自己专属的扎桑。例如哲蚌寺的郭芒扎仓、色拉寺的阿巴扎仓、杰扎仓等都在东嘎宗拥有自己的楚卡领地。扎桑堪布也享有很大的自主权。据记载，色拉寺杰、麦、阿巴三位扎桑堪布的任期分别为25年、18年、17年、13年，有的仅为两年。 《色拉寺结扎仓旧约》中记载：“任职十年，期满后自行辞去”。可见，虽然扎仓堪布需要由寺院和原噶厦政府推荐任命，但扎仓内部的协议和规则仍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拉萨三大寺的扎桑堪布仍有资格出席旧西藏噶厦政府的重要会议。一座独立的德拉仓，其实就相当于一些中小型寺庙。
三是康村，比扎仓寺低一级，按僧人籍贯划分。这些村庄包括藏区和藏外藏区、蒙古等地，甚至国外一些藏传佛教盛行的地区；有的精确到现在的县级区域。这样，一方面考虑到了不同地区僧侣的生活习俗和语言特点；另一方面是为了管理和组织的方便。这也是寺庙内部管理制度非常人性化的特点，体现了藏传佛教寺庙管理的继承和完善。
3.一些启示
藏传佛教寺庙传统的内部管理模式发展到了现代西藏。虽然它对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的本土化以及寺庙的规范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它本身也是从无到有、从模仿到创新、从外来发展的。文化融入地方文化，逐步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寺庙内部管理体系。但由于它诞生于神权制度下，等级森严，在政治、经济上具有压迫性和剥削性。根本决策权始终掌握在少数上层僧侣和官员手中，而绝大多数底层僧人根本没有政治或经济权力。西藏民主改革后，开创了藏传佛教民主管理的新模式，彻底消除了政教合一制度下形成的寺庙的封建特权。寺院民主管理新管理模式是西藏民主改革的成功成果，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藏传佛教领域始终处于反分裂斗争的最前线，一直面临着达赖集团利用宗教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加之宗教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相对滞后性，寺庙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是与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格格不入的现象。从其形成历史和特点来看，在继承一些合理内容的同时，仍有必要对传统的内部管理模式进行深入的审视和反思。
首先，新时代条件下，藏传佛教寺庙应进一步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弘扬传承信仰的首要职能。藏传佛教寺庙作为传承和弘扬宗教教义的根本场所，在历史上一直发挥着宗教根据地的作用。无论是各大教派相继建立的母寺，还是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相继建立的附属寺院，首先都以弘扬各自的教义为己任。各寺院均设有堪布、翁泽、格贵等重要职务，他们在学经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寺庙或扎仓的堪布往往是僧侣的主要经师，因而成为僧侣的根本上师。堪布的经典思想和言行对弟子影响很大。翁负责指导和监督经学，在寺院举办的各种经学和佛教活动中尤为重要。格贵是维持寺院清净戒律的僧官，在保证寺院信仰传承的纯洁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还有一些重要职位分布在寺院经制运作的各个方面。诚然，寺庙中的一些职位曾经接管了神权体制下宗教事务以外的世俗政治内容，并成为推动和维护这一制度的继承人。根据结构功能的观点，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是相互依存的，相互影响并相互限制。任何部分的开发和变化都会影响其他部分的变化，从而影响整个系统。宗教被视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系统的人类行为形式，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具有自己的职能，其功能与社会体系密切相关。藏族佛教神庙的传统功能与当时政治和宗教融合的社会属性密切相关。但是，从在寺庙中建立这些立场的最初意图来看，它们也与继承宗教信仰的主要任务密不可分。剥夺了政治与宗教融合的历史制度下的特殊功能，藏族佛教寺庙的内部管理模型可以反映出信仰的首要地位。
其次，加强和创新寺庙的内部管理始终遵循政治和宗教分离的基本原则。教会和国家的分离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原则。西藏佛教寺庙的传统内部管理模型具有复杂的机构，完整的功能，并且优于世俗社会。在当今社会中，传统的内部管理模型不受社会控制，并在世俗事务中干扰其权威，不再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系统保持一致，并且违反了现代宗教的普遍定律发展。根据法律管理该国是建立和管理该国的基本战略。寺庙作为宗教活动，文化文物和遗产单位的地方，已包括在国家法律管理法律体系中。为了进一步维持西藏宗教领域的和谐与稳定，藏族党委员会和政府已决定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并根据法律和政府管理层加强寺庙的管理。作为宗教活动的地方，神庙是宗教信仰和活动的衍生物。研究学说和传递信念是他们的主要职能，也是其存在的主要价值。废除寺庙的封建特权，以及寺庙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分离是平稳发展各种社会事业的基本保证，也是西藏佛教健康发展的固有要求。
第三，总结经验，基于现实，并探索建立寺庙管理的长期机制。传统的寺庙内部管理模型被系统和时代深深印象深刻。毕竟，藏族佛教寺庙的传统内部管理模型是在神权制度下诞生和成熟的，其内部运作反映了阶级社会的固有属性。传统管理模型明显地反映了公共资源和明确的层次结构的垄断。大多数普通的僧侣都被镇压或依附在圣殿上，许多僧侣甚至被迫选择剪发以获得财富。普通的僧侣几乎无权表达自己的愿望，更不用说影响圣殿的重大决定和发展前景了。在圣殿的民主改革之后，大多数中层和下层僧侣和修女已成为圣殿的真正所有者。圣殿中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通过所有僧侣和修女来决定的。这与基于个人意志的传统管理和寺庙事务的决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寺庙管理与社会发展和朝着现代化发展的自然整合的必然结果。但是，寺庙的内部管理仍然需要进行系统化，标准化和制度化，以进一步协调寺庙与社会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消除某些不适合社会的功能，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因素。因此，在加强和创新的寺庙管理过程中，建立和改善各种内部管理系统尤为重要。在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系统是管理的基石，也是有序管理的保证。任何管理活动都必须“开处方”并协调机构层面的各个方面，例如组织的结构，人员的行为规范，相关的工作程序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无疑是“系统”实施的整个过程。
同时，根据注入现代管理概念并重建寺庙的内部管理模型，传统模型被精心放弃，保留了寺庙的一些原始劳动和头衔，并保留了传统的管理智慧藏传佛教和现代管理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探索和建立符合当前现实和藏族特征的寺庙管理系统非常重要，以反映藏族佛教的丰富而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