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沣的一生
早期政治生涯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五，载沣诞生于北京太平湖淳亲王府。纯贤王奕轩第五子，母亲为福晋刘嘉。二弟载昙继位咸丰帝，继位同治帝，是为光绪帝。
光绪十六年（1890年）11月21日，太子奉淳遭袭。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家迁至什刹海后海北河沿岸的淳王府（北府）。由于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义和团运动中在北京被杀，清廷派人前往德国就此事“道歉”。不过，清政府尚未确定前往德国“道歉”的亲王人选。在亲王的遴选悬而未决之际，新任德国驻华公使穆德向清政府和平大臣李鸿章、易况推荐了18岁的亲王淳载沣。载沣之所以成为前往德国道歉的最佳人选，是因为德国人看重载沣的特殊身份。作为光绪帝的弟弟、慈禧的近侄，载沣的地位比其他皇子更加尊贵和能干。体现了清政府的“道歉诚意”。人选确定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被任命为一等使，赴德国谢罪。 6月5日，远在西安的慈禧和光绪帝正式任命载沣为“一等特使”，并任命原内阁大臣张仪和时任副都城佟寅昌。精通德语，作为辅导员陪伴载沣出行。 。
访问德国后，载沣原本想访问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但这一想法遭到了德国的强烈反对。为了不向德国说出真相，载沣以身体不适和回国结婚为由，放弃了访问其他欧洲国家的计划，启程回国，完成了这次屈辱的“道歉”之旅。首先，通过这次访问，载沣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外国的了解。通过这次访问，载沣“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这让慈禧非常满意。这也为他日后的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他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年仅二十岁的他被任命为侍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受命管理建瑞营事务，负责镇守京师。同年秋，被任命为满族红旗司令。他的太子爵位是超品，此时的官职已经达到了一品大官的级别。不过，这些只是重要的军事职务，他此时并不直接参与管理军事事务。
热的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授军部尚书学步。从此，他成为了这个“掌管军政军政”、“统领军事和国家一切重大计划”的绝密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这与之前他临时受命出差、或者只负责某部分工作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显然，慈禧为了“学会走路”，有意让他进入军机处，协助他制定一段时间的大计划训练。载沣二十四岁那年秋天，慈禧又赏赐他在西园门骑马。冬天，他又有机会穿上貂皮大衣了。这些原本是皇帝对大臣的同情，对年老体弱的大臣的尊重，现在却给了一个年轻人。这其实是进一步完善的准备和暗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任军机大臣。十一月，光绪与太后同时病重。西王母在福昌殿床前召见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世续等人，商议立嗣事宜。慈禧的本意是立三岁的溥仪为皇帝，并立他的亲生父亲载沣摄政。
此时的袁世凯，从光绪帝驾崩、溥仪继位的第二天起，就知道情况不妙，一直在思考如何毫发无伤地逃脱。当他得知载沣正在寻找易况和张之洞时，忙给保定的段祺瑞发消息，同时声称自己病重，没有去军机处和军机处。外交部。当大祸临头时，袁世凯却异常平静。他做了周密的安排，静静地待在家里，静静地等待事情的变化，转危为安，然后毫发无伤地逃脱。不久，段祺瑞抵达，带着他的精锐部队，带着外国枪支和火炮装备，从保定来到北京，称自己是来帮助朝廷平息北京南苑兵变的。但载沣知道，南苑不过是几个小兵闹事，不必惊动段祺瑞，他手下有精锐部队。更何况，他这个摄政王，从来没有邀请过段祺瑞。不管载沣怎么想，段祺瑞命令部队平安无事地向城南开火。载沣立刻明白了：段祺瑞是冲着袁世凯来的。看来，夷旷和张之洞是对的。袁世凯杀不了。
载沣刚被迫放弃刺杀袁世凯的念头，就收到了袁世凯的奏折，称他因脚病请求辞去职务，回家乡养病。就这样，袁世凯先是向想要他命的摄政王载沣提出了问题，然后立即给了他台阶下。结果，咄咄逼人的载沣在让袁世凯引走后，只得强迫自己取消了刺杀袁世凯的计划，只解除了袁世凯军机大臣、外交部长的官职。
执政三年
经过几年的战斗，以载沣为首的年轻力壮的钦贵集团在中朝占据了上风。奕劻虽然仍是军政大臣，但一切政事都取决于载沣。但在当地，特别是军队中，年轻人、亲戚、贵族还远远没有铲除袁世凯的势力，使袁在革命爆发后东山再起。宣统二年（1910年），载沣被汪精卫等人刺杀，但刺杀并未成功。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暴立即席卷全国，清政府已然岌岌可危。载沣绝望之际，不得不重新审时度势，认为：“不用袁世凯，很快就会灭亡。如果用袁世凯，可能就没有了。10月14日，第三次宣统元年（1911年），载沣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求他率领北洋军镇压革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却因“脚病”而拒绝外出。 10月27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同时，“备宪”骗局曝光后，立宪派开始分裂。同时，中央集权于皇家内阁也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使清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局面。11月1日，载沣宣布解散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至此，载沣交出全部军事力量。权力落到了被他罢官回国的袁世凯手中。袁世凯立即派兵进攻武汉革命军。攻克汉口。
不久之后，辞去职务的原监察国摄政王载沣以纯亲王的名义回到诸侯府，结束了他短暂而煎熬的三年统治国家，退出了历史舞台。不久之后，清政府所有的自卫堡垒都被自己拆毁，只剩下一个孤儿和一个寡妇，再也无法抵抗袁世凯的操纵和欺骗。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圣旨，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日常生活
清帝退位后，载沣的生活十分低调。他从未参加过修复活动。他只想维持皇室的优待条件，维持现状。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期间，载沣表现出极少的积极性，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其中。日后，溥仪偷渡东北，载沣认为“凶多吉少”，予以反对。
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多次要求家人搬到那里，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日本代表也多次前来劝说他搬到长春，但载沣始终忧心忡忡，缺乏信任，甚至还把小儿子溥仁和小女儿云玉、云欢留在身边。他认为全家去东北是愚蠢的。一旦落入陷阱，他们必然会受到别人的摆布。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前往东北满洲国，一个多月后返回北平。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年底，载沣从子女那里得知，解放军已包围北平城，随时可能入侵，城内一片混乱。为了互相照顾，载沣让家人搬进了西花园的益寿堂。 1949年1月，傅作义在北平举行和平起义，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此后，载沣每天都会打开收音机，尽可能多地了解相关信息。 1949年2月3日，载沣在日记中写道：“正月，北平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和平……解放军入城时，一切归于平静。”
晚年因病去世
新中国成立后，各大部委急需住房作为办公或生产基地，不少单位首选淳王府。作为社会的一员，载沣也想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与此同时，王宫原有的仆人大量离开，留下大量房屋空置，维护费用占了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卖掉宫殿不仅可以减少开支，还能得到一大笔钱来补贴日常开支。 1950年，载沣思考良久，最终决定卖掉这座宫殿。溥仁代表载沣将淳王府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卖给了“国家高级工业学校”。载沣和住在府里的孩子们同意把卖房子的钱一半留给他再买一套房子，另一半给他的八个孩子，即溥杰、普仁、云和、云英、云贤、云馨、云羽和云欢平分了钱，让他们在外面买房或者租房子。 1950年夏天，载沣搬到离魏家胡同不远的里铺营11号。
1951年，载沣因年老病患风寒，于2月3日逝世。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濮仁和载涛负责处理后事。载涛是一位礼仪专家，尤其精通前清礼制。他与北京的“红白口”行业也有一些交情。他亲自承办了满洲国傀儡公主谭玉龄的丧事。按照旧礼仪，皇室在举行葬礼时，必须邀请僧人、道士到寺院为死者做一些遗后的功德。载沣的葬礼简化了这个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