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稻田大学汉简研究
马飚
在日本，中国简牍研究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大谷考察队（注1）对中国西北边境的考古。此后，在当时旅日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的直接推动下，日本的中国简牍研究有了一个长期不间断的发展过程。特别是1975年云梦绥胡地秦简发现30年来，日本简的研究从汉简扩展到秦简，再到楚简。如何概括日本竹简研究的发展历程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文仅简单分析从“秦竹简研究会”到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历程，以期对竹简研究做出一些具体的历史探讨。日本的中国竹简。
1.早稻田大学“秦竹简研究会”
1975年12月至1976年1月湖北云梦绥胡地秦十一号墓出土秦简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日本华人史学界的强烈反响。特别是1976年《文物》第6、7、8期发表《湖北云梦绥湖地秦墓11号发掘简报》和《云梦秦竹简解说》后，日本许多大学研究机构迅速组织水浒地秦竹子研究小组。
当时东京大学的池田文正在主持《唐律》与日本法制史的比较研究研讨会。他看到《云梦秦建文》后，立即将其纳入研究研讨会，吸引了许多其他流派的中国古代史学者。学者的参与。学艺大学的太田幸雄也是该研究会的骨干成员。
中央大学文学院成立“秦简简讲讲读小组”，由池田雄一担任主席。作为成果的一部分，本次讲座会于1978年出版了《湖北水虎地秦墓竹简》译注初稿——天录、芒远录、藏录、金布鲁、观世录、恭录、恭人录、军公法、科文法、司空法”，1979年发表《湖北水虎地秦墓简》译注初稿——秦法十八种（军衔法、设官法、作用、食传)《吕、行枢、内侍杂、卫杂、食榜)、小吕、勤吕杂本》，1980年出版译注初稿《湖北绥湖地秦墓简》3 南郡守藤文献（御书），为《为官之道》，1981年出版《《秦墓简》注释初稿湖北水虎地《4个法律问答（上）》，以及1982年的《《湖北水虎地秦墓简注》5个法律问答（上）（第2部分）”，并于1983年出版了《湖北水湖地秦墓简简六种诊断体式注释初稿》（注2）。就这样，这次研究会历时近6年，对云梦秦简中除《日书》以外的所有内容进行了仔细研读和注释。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尤其是领军人物池田佑一的论文，在日本学界一直被称为“可信的研究”。
在明治大学，有一个以堀利和人为首的松崎常子等学者组成的小组，对睡虎之地的秦简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们以《军台史学》、《明亚洲史文集》等刊物为基础，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许多关于墓主和墓地的专题研究在日本学术界具有独特的影响。
本文所关注的早稻田大学“秦竹简研究会”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诞生的。 1976年，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教授古贺登在看到《文物》中云梦秦简的发掘简报和讲解时说：“我当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那种激动我的血压升高了，尽管药物没有帮助，这种情况持续了至少半年。” （注3）于是，他于当年秋天在早稻田大学绥湖地组织了一次秦简研究会。当时，这个研究所有研究生堀一、工藤本、中国学生徐世荣、法国学生D.阿里斯顿（DENIS）、饭岛一俊、佃幸男、日泉和夫等成员。当时，研究会有三项方针：第一，准备和阅读秦简原著，并将其翻译成现代日语。其次，既然是法律规定，就应该有制度：努力保证规定的解释之间不存在矛盾。三是每位委员结合自己的课题研究史料，与大家进行深入讨论。鼓励大胆假设并挑战历史数据。
本次研究会的研究过程中，也有一个对原文的阅读、翻译和注释的过程。他们的译注成果始于1988年《云梦绥胡第（一）》（《师地》第9号）《秦墓简《为官之道》译注初稿》的出版， 1989年出版《云梦随胡提》。秦墓简《为官之道》译注初稿（二）1990年译注初稿。云梦睡虎墓秦墓竹简（一） 1991年，出版了《云梦睡虎墓秦墓》初稿译注。简《语书》（二）、1992年《云梦绥胡地秦墓简译注初稿》（印诊所体）（初稿）、《云梦绥湖地秦墓》（《封诊体》译注初稿）1993年出版《诊体》译注初稿（二），1994年出版《译注初稿》云梦绥湖地秦墓简牍《封诊体》（下三），1995年出版《云梦绥湖地秦墓简牍《封诊体》》《译注初稿》（四）以及《云梦绥湖地秦墓竹简《封诊体》译注初稿（5）。历时8年（注4）。
上述研究云梦绥胡地秦简的学术团体，虽然当时各有立场和观点，但绝对不是孤立的。相反，各个研究团体的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甚至属于多个团体的情况也很常见。展现了成果共享、相互促进的研究氛围。比如，早稻田大学的“秦竹简研究会”，在古贺伸志领导下，发挥了青年学者的骨干作用。他们各自拿出自己的话题，阅读竹简，讨论，得出结果。这里仅以古贺升、秀俊、工藤元的研究为例进行如下分析。
2.古贺历史分期的新研究
古贺登第一次看到《睡虎地》秦简时的“兴奋”是有具体原因的：“我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能证明自己观点的史料就跳了进来。”我的眼睛一个又一个。” （注5）这里。古贺所谓的“自己的观点”，是指他当时所持有的中国历史的历史分期。这一点，通过对其代表作《中国古代历史的时代划分问题与水虎地出土的秦简》（注6）的简要分析，就不难理解。
日本对中国历史的历史分期主要有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两种观点：前者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视为中世纪，后者则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视为中世纪。五朝及以后的封建社会。但古贺的独特之处在于提出了与中国史学界主流观点相似的战国封建说。但他本人认为，仅凭现有历史文献来论证，说服力有限。他说：
”虽然上述观点（即日本和中国各种历史分期理论的观点——本文作者注）有很大不同，但并不是基于不同的史料而有不同的看法。史料都很好——众所周知，只是解释不同而已。史料不仅是后人整理的，也是根据零散的资料进行组合的，只是因为历史观点和方法论的不同，才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分期观点。这可能是最后的手段。
“不过，这次云梦绥胡地出土的秦简，属于燕国被囚的奚墓主，是那个时代的一流史料，包括他当时使用的秦法。”不存在这个史料的真实性问题，总之，我们之前对那个时代的历史的认识与这个史料是否一致？“那么，我们可以重构那个时期的历史。”对过去的历史分期，如战国时期是否发生了氏族社会的崩溃、秦国奴隶主是否真的对奴隶拥有“生死权”等等，一一与他认为：“只要我们能根据水虎地秦简和未来发现的其他出土文物进行对比研究，一定会一步步接近历史真相。” ”像古贺这样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对新出土的文字资料有着这样的使命感。因此，他们是结合文献和出土资料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先驱。
老一辈学者也从历史分期问题出发，利用最新的出土资料，对土地、家庭、乡村、城市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考证。就古贺而言，他的《千末考》和《战国秦汉时期的土地、家庭、村落和城镇体系中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法》都是这方面的成就（注7） ）。
三、芮毅的秦汉法制史研究特色
堀岸是早稻田大学“秦竹简研究会”的年轻研究员之一。他的研究非常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日本学界研究《绥湖地秦竹简》的倾向，重点是利用大量的合法文献。竹简简中所含的内容。 ，从事秦汉法律史研究。其主要成果包括：
①《云梦出土秦简基础研究》，《史观》，卷97，1977年。
②《秦汉刑名考——从云梦出土的秦简说起》，《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文献记录》，1978年第4卷。
③《关于秦汉时期的小气丈夫——从《汉书百官表》和云梦秦简考察》，《史地》1981年第2期。
④《秦汉刑事政治考》，《法制史研究》1983年第33期。
⑤《秦汉贼法考》，《纪念庆应义塾创立125周年文集》（庆应义塾法学会、政治学关系），1983年。
⑥《东亚的法律和风俗》，《中央学院大学科学研究所纪要》1986年3-1。
⑦《秦汉盗典考》、《东方法史研究——纪念岛田正太郎博士长寿文集》，次子书院，1987年。
⑧《秦汉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年。
堀的研究在日本取得了早期成果。早在1977年，日本学界第一批关于水湖地秦简的论文作者中就已经有他的名字。他法制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秦汉法律基本概念的严格考察。这一点从他的论文题目大多以“考”字为题就可以看出，如《刑名考》、《刑政考》、《贼法考》、《贼法考》等都落了下风。归入这一类。从内容上看，他详细了解了秦国的“端”与“抗”（论文②），以及秦国法律中的各种“贼”（论文⑤）和“盗”（论文⑦）。上面列出）。研究。
关于芮伊家族的研究成果主要收录于国内出版的《秦汉法制史研究》一书中。其内容已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本文不再赘述。下面我要重点介绍的是与堀木同校的早稻田大学“秦竹竹研究会”的另一位成员工藤元。工藤关于《睡虎地秦简》的论文虽然后来被收录成专着，但遗憾的是还没有出版中文版本，所以我希望借此机会对其进行介绍和分析，以便更多的中国学者了解他的杰出研究结果。
四、工藤古代社会史研究的特点
一、重视绥湖地秦简社会史研究
工藤在《睡虎地秦竹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专着《睡虎地秦竹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序言中指出（注8） ：“秦简出土时，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秦律等法律史料，或许是一种自然的趋势。简体字释义的迅速出版，引起了人们对秦简的高度关注。”相比之下，《Rishu》的出版则非常缓慢。因此，在中国、日本、欧美国家，对秦简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法律史研究的基础上的。然而，这却造成了秦简研究方向的偏差。要把《鉴》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首先必须全面考察史料的性质。但由于最初发表的释义并未包含《律书》，研究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法制史资料上。虽然《日修》后来出版了，但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工藤所指出的，最初的研究方向出现一些偏差，是因为《睡虎地秦简》的内容一开始没有完全发表而造成的。幸运的是，由于工藤等学者的及时呼吁，中日学术界的情况有所好转。至少在日本，工藤自己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他利用《卧虎地秦简》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贡献。正是由于他在社会史研究上的独创性，他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睡虎地秦简研究第一人”的美誉（注9）。
2. 正史研究成果
在正史研究上，工藤继承了大学中国早期史先驱学者栗原智信提出的“秦汉帝国”理论，并针对出土资料和新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实证研究。为了叙述方便，列举工藤利用绥湖地秦简研究官场历史的论文：
①《秦内史——从水虎地秦墓竹简说起》，《史学杂志》，第90卷第3期，1981年3月。
②《绥湖地秦墓竹简上所见的大内、少内——围绕秦少府的建立》，《史观》卷105，1981年9月。
③《战国秦都将士——从绥胡地秦墓竹简开始》，《东方学》1982年1月第63期。
④《绥湖地秦墓简简的有关国家规定》，《东方史研究》，第43卷，第1期，1984年6月。
⑤《云梦绥胡地秦墓简中的郡县、道士和大不法之徒》，池田温编《中国礼仪与日本法令》集，东方书店，1992年3月。
对于“内史”和“外史”的官方制度，栗原智信曾根据文献记载进行过研究，指出其在秦汉帝国形成中的重要历史作用。工藤根据绥胡地秦简的相关内容，对文献中以往记载的“内史”只掌管都城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指出它原本是周朝的官职，而掌管郡县仓库也是到了秦朝，才演变成了秦朝的一个专业职位。都督之职（上述论文①②。详见李守爱《秦内史》中译本，发表于《竹简杂志·特刊》）秦简研究》第10期，简牍学会，台北，1981年）。
对于先秦文献中不存在的“都官”，工藤指出，这些是秦国在统一国家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建立的“旧都”，是“都城”。商鞅因战功而建立的“旧城”。监管机构。也有人认为，它对汉代地方诸侯国的管理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上述论点③）。
如何解释《睡虎之地》秦简上出现的“抠门夫”仍然是一个棘手的话题，工藤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了见解。他不同意将《玉树》中的“县官”解释为县令的观点。他认为秦师父应该从春秋以来的县官中分解出来。县政府的联合管理最终成为乡一级行政机构的残余。详细论据可见刘小鲁汉译《云梦绥湖地秦竹简见县、道师父、大师父》（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竹学研究与翻译丛书》第一辑）科学竹丝研究中心，湖南出版社，1996年6月）。
关于秦简“隶国”问题，工藤基于上述论文④，从绥湖地秦简复原入手，指出“隶国”是秦国用来统治的行政机构。被占领的少数民族地区。据认为，秦占领巴蜀、巴蜀等少数民族地区后，将当地统治者贬为王，设立诸侯国进行统治：当地居民被纳入秦国的贵族秩序，并实行法制管理后，很快建立了诸侯国。县。这一见解不仅提供了全新的见解，也为他后来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对精神史研究的贡献
工藤对精神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水虎地》秦简《日书》的研究，这是他研究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主要作品有：
①《云梦秦简《二书》研究》，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基金资助/综合研究（C）平成3、4期研究成果报告，1993年3月。
②《绥湖地秦墓简略》，《史地》1986年1月第7期。
③《二十八星座（一）——秦简《日书》注解》，《时地》第8期，1987年1月。
④《被埋葬的行动之神——从秦鉴《日术》开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6卷，1988年3月。
⑤《云梦绥胡地秦墓简《日书》的发现方法与习俗》，《木简研究》1988年11月第10期。（见莫库《云梦秦墓简《日书》见法与习俗》） ”，发表于《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⑥《云梦绥湖地秦墓竹简《日书》作为史料的可能性》《东亚史中的国际关系与文化》昭和科学研究综合研究基金研究成果报告61、62 (A) 通讯》，《研究代表：福井重政》收集，1988 年 3 月。
⑦《云梦绥胡地秦墓简《日术》中所见的秦楚二十八星座——先秦社会文化的地域性与普遍性”，《上古》1989年9月第88期。
⑧《云梦绥湖地秦墓竹简《日书》与道教习俗》，《东方宗教》1990年11月第76期。
⑨《日本文字风光——数字化的先秦社会阶段》，《古代文化》第43卷第8期，1991年8月。
⑩《云梦秦简简与《日本文字》》，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的《秦汉史系列》第五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
⑪《睡虎地秦简《日书》病因与鬼神的关系》，《东方研究》1994年7月第88期。
工藤对《水虎地》秦简《日书》的研究硕果累累，难以概括。总之，至少有以下要点：一是通过对《日书》的用词倾向分析，揭示了习墓主所接触到的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其次，通过对《日书》中发现的先秦社会“行神”民间信仰的详细考察，得出了行者择日、行礼、归乡全过程的行神信仰结构。恢复了。再次，通过水虎地秦简《日术》所体现的禁忌、禁咒形式、御部等精神信仰要素，与天水放马滩的《日术》及后来道教的比较，揭示了道教的文化内涵。吸收了“日术”元素的本质。第四，考察秦楚占卜原理的异同，揭示了秦国与楚地人民对立融合的历史。
用另一位日本竹简学者富宫友的评价来说，工藤“对《二书》的独创性研究实际上为日本这一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注10），这是一种极高且十分中肯的赞扬。
五、长江流域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及现状
一、长江文化研究院成立宗旨
关于本研究所的设立和研究方向，工藤所长在该研究所会刊《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度报告》的《成立致辞》中写道：
“这个研究所是2000年4月成立的一个新机构，是一个为期五年的‘重点研究所’，旨在推动前沿研究。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和对长江中游流域楚文化的研究，反映了长江流域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构建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新理论。
“本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包括：①古代西南彝、楚历史的文字学研究；②巴蜀、楚历史的考古研究；③川鄂少数民族调查；④楚简、秦竹。”简，中国简牍研究”。
二、研究所研究现状及成果
该研究所以早稻田大学为骨干，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为协作单位，聘请日本各地大学简牍专家，形成多层次的研究共同体。组织方面：以工藤元雄教授为核心，南间大辅、本间弘之、森和等助理协助。学术上：上至楚文化乃至新石器时代，下至秦汉；从地理上讲，从秦国扩展到秦、楚、巴蜀等整个长江流域。研究领域包括楚简、秦简、汉简等多个领域。最能体现他的研究成果的标志是迄今已出版的《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报》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由于篇幅限制，这里无法详细介绍其内容。我们将这三期的目录翻译如下，以便读者能够更具体、直观地了解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动态，甚至学术风格。
《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报》第1号（2002年7月）目录：
建国寄语（工藤茂雄）
特别集：琼与琼都问题
《琼》与《琼竹杖》（李少明着，本间菅译）
蜀布与“琼竹棍”（工藤本）
张亚子江言的历史发展——从琼都彝族蛇神到道教文昌帝君（三座大辅）
翻译注释：
《《张家山汉墓简247号》译注（一）——《法贼二年》译注（早稻田大学竹简研究会）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译注（一）（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调查笔记：
2000年秋大渡河流域苯教经典考察日记（工藤素夫）
《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报》第2期（2003年10月）目录：
标题：
入门与初步——研究楚史与楚简的体会（陈伟，本间弘之译）
特别节目：“从出土文字资料看巴蜀、楚地域文化”21世纪CEO策划学术研讨会
贺词（工藤本）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秦、巴蜀、楚——长江流域出土资料与地域文化（藤田克久）
关于藤田克久报告的问答
战国秦简文字的变迁与特点——以楚简、秦简的字形和字体为中心（横田恭三）
关于横田恭三先生报告的问答
古代中国的地域差异与相互交流——以秦、楚出土资料为中心（大西克也）
关于大西克也报告的问答
从巴蜀符号看巴蜀文化的方方面面（小泽雅人）
关于小泽正人报告的问答
公开讨论
（附录）再论“秦的领土扩张与国际秩序的形成”——围绕所谓“秦化”（工藤本）
讨论：
关于第一张秦龙岗简（马表）的解释及性质
关于湖南张家界古儒地遗址出土的汉简中发现的盗贼汉码（三座大辅）
翻译注释：
《《张家山汉墓简247号》译注（二）——《治安二年·贼法》译注2《史法》译注1
（早稻田大学竹纸研究会）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译注（二）（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调查笔记：
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2001年夏季调查报告（森和）
“杨美河河流域文化的瓦萨大学年度报告”第3号（2005年1月）目录：
标题：
“乡村”和“地方与边界” - 从Chu的中心到Qin and Han县（由Li 和Liu Mina翻译）
特别情节：“当前的Chu文化研究” 21世纪首席执行官计划学术研讨会
祝贺消息（Kudo Moto）
关于平耶·朱宁（ Chu）的“占卜牺牲和祈祷滑倒”的初步研究 - 交战状态时期的祖仪式（Kudo Moto）
Kudo Moto报告的问题和答案
关于子弹库中丝绸书籍材料的性质 - 占卜书籍和日历（）
关于莫里瓦报告的问题和答案
关于早期文化的考古研究（Wang Ran和 Honma翻译）
Wang Ran报告的问题和答案
在交战国家时期，楚文化的起源 - 楚文化和文化具有相同起源的理论？ （ ）
报告的问题和答案
在交战状态期间，天德克西亚的区域特征 - 从文本和书籍内容的角度来看（高卢人）
关于高卢报告的问题和答案
公开讨论
讨论：
Chu Slips（Asano ）上“ ”的道教特征
对扬兹河三大峡谷地区的考古文化的评论（由杨华，三戈尔斯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三戈尔斯大学撰写，由 翻译）
中国汉朝的Qiang（1） - 国家的生态边界和境界（由Wang 撰写，由 Honma翻译）
翻译注释：
““ Han Han Tomb Slim No. 247”（3）的翻译和注释 - “法律第二年” 3“ Jilu”翻译和注释1
（ Paper ）
“后来的汉曼和西南野蛮人的传记”的翻译和注释（3）（杨氏河流域文化研究所，瓦萨大学）
调查说明：
参观Sima Qian的祖先墓（Xiao ）
参观郭莫鲁（Guo Moruo）的旧住所（ Yohei）
3。竹滑道学习新开发阶段的时代的产物
QIN竹单曲的发掘和研究至少引发了学术界的至少两个主要主题：首先，在Qin占领Chu和Bashu地区之后，当地文化如何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改变，整合并形成统一的文化？秦和汉帝国的问题。由于Chu Slips的出现，对该主题的研究专门发展为QIN竹滑和Chu竹滑条的比较研究。其次，基于统一各个地区的文化而形成的秦帝国文明的问题也出现了。随着大量的汉竹滑片在长江盆地发掘出来，这个话题自然成为对QIN竹条和汉竹滑片的比较研究。 大学的“长江盆地文化研究所”是出于学术背景的这种变化而诞生的。当时的“ Qin Slips研究协会”的年轻学者Kudo 自然成为“扬特兹河流域文化研究所”的学术领导者。
从大学的“ Qin Slips研究协会”到当今的“长河流域文化研究所”，不仅在组织中而且在学术领域都有很大的扩展。
6。早期大学的“ Qin Slips研究协会”和“ River ”的典型性
日本学术界非常重视中国竹片，他们的研究非常活跃。 的发展QIN竹子竹竹竹竹滑条研究协会到长江盆地文化研究所的发展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对这种特定案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学术界的竹滑水研究的当前状态。这项早期研究的竹片的特征可以总结如下：
1。有领导者和梯队。首先，学术研究需要具有权威和组织意识的学术领导者。 大学“ Qin Slips ”是在 Kaga等老年一代学者的主持下出生和发展的。其次，可行的学术团体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必须具有梯队的力量。像大学的早期研究协会一样，它关注了Hori Yi和Kudo等年轻学者的活力。不能说它受益于老年一代学者的宽广和愿景。第三，合理的组织结构显然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学术领导者有能力控制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而年轻的学者则具有合理的劳动分歧：专注于法律历史，而Kudo专注于社会历史，这无疑可以提高整体研究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