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光启公园徐光启夜空观星雕像
儒家观念、复古思想、现代科学精神、基督教文明，这些异质的文化元素在徐光启身上统一起来，形成了他人格中巨大的张力
徐光启（1562～1633），上海县人，数学家、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礼部尚书、文渊阁学士。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也是上海最早的天主教徒。作为历史人物，能够载入史册的身份有三种：著名牧师、科学家、天主教徒。每个身份都可以独立记录。
“独立”的历史让我们的目光产生了分裂，我们很难对拥有三个ID的徐光启有3D的印象。因为有些身份被掩盖，有些身份被暴露。
信徒的身份一直是历代历史学家的难题
上海徐家汇徐光启墓前的石坊上有一副对联：“官明数百代主，历经世事；成将军臣臣”。 ，而且他很努力，写文章。”这也算是徐光启棺材的最终定论。但没有提及他的天主教身份。
这种态度都体现在石广场后面竖立的大十字架上。它的存在就像矗立在墓前的官方态度的晴雨表。
1903年，江南天主教堂在徐光启墓前又修建了一座大理石十字架，纪念徐光启受洗300周年。这是目前可追溯的最早的徐光启墓葬形态。 2003年，徐光启墓的重建也效仿了这一做法。
当时，很多人提出意见：“建个坟墓就够了，怎么能用政府的钱来建十字架呢？”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副局长宋浩杰解释道：“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作为“中国天主教创立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位是明朝官员李之藻和杨廷筠）”，徐光启的天主教徒身份可能是他的首要任务。
“群众意见”多少表明他的基督徒身份是根深蒂固的禁忌。这种敏感不是一代人就能发生的事情。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公开或隐蔽地表现出来。他的信徒身份不会给一级学士带来荣耀，反而是困扰历代作家的一个象征。
徐光启的同时代人对于他的信仰选择也有不同的看法。
东林党领导人之一的邹元标肯定了天主教，认为“圣人的语言与我国圣人的语言是一样的”，甚至说天主教的教义“比我们国家的教义更详细”。国家的圣贤儒生”；作家沈德富特别称赞利玛窦（意大利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他“心地善良，能够照顾别人”，但他“不同意他的教义，也没有对此感到不满”；徐光启的导师警告他，指责徐光启遵循“外国信条”。
徐光启本人也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他传教甚至到蜀地护教。其父徐嗣成、妻子吴氏、儿子徐继、儿媳顾氏及五子四女都是虔诚的信徒。徐光启通过婚姻将天主教带到了其他家庭。例如，徐光启通过妻子吴氏和妹妹，使岳父吴晓熙、姐夫陈绍通、侄子陈玉杰皈依了基督教。
明清之变后，无论是官方的《明史》还是民间修订的《国言》都回避了他信徒的身份。
民国时期，徐光启逝世300周年（1933~1935）之际，出现了整理徐光启作品的高潮。他的宗教著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整理，他的传记也增加了与天主教有关的内容。
1957年，上海市文化局拨款整修陵园，重建十字基地。
1962年，徐光启诞辰400周年，这一年，国内各大报刊发表了三十、四十篇有关徐光启的文章，但大多只谈论他的科学成就。例如，王崇民新编的《徐光启集》和《徐光启手迹》，删除了他认为“宗教夸张”和“冒充”徐光启名字的文章。
20世纪90年代，上海重建光启公园，举办了史无前例的“徐光启学术研究研讨会”。
进入新世纪后，纪念活动进入历史上最密集、最开放的时期。 2007年，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术研讨会，纪念《几何原理》译本（欧氏，徐光启、利玛窦合译前六卷）出版400周年。有媒体评论这次研讨会：“用学者的话说，我们公开承认徐光启是天主教徒。”
2012年5月10日，在纪念徐光启诞辰450周年的“徐光启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本报记者注意到，每位发言者都提到了徐光启的宗教背景。
儒家士大夫为何信耶稣？
对于士大夫如何成为宗教人士的问题，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徐光启想与传教士进行“零距离”接触，以便更好地学习科学。
事情没那么简单。在徐光启看来，天主教和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知识是他所倡导的“天学”的两个方面。它们分为不同层次的道家和道教，但本质上它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一体介绍。
徐光启深深地卷入了生死大事。他迫切需要解决死后的归属问题，尤其是在1598届会议失败之后。徐光启直指人生的终极目标。这世上，除了生与死，哪一件事不是小事？
徐光启曾向儒、释、道诸家寻找答案，但一无所获。
1600年，他北上京城考进士时，路过南京，专程拜访利玛窦。徐光启向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传教士请教人生大事。传教士向士大夫灌输灵魂不灭、死后审判等宗教观念，把“时刻思考死亡”视为人生最紧迫的事情。
39岁的徐光启突然明白了。
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受洗加入基督教，教名“保罗”。次年，中进士。
这个离谱的举动并非心血来潮。从1595年在韶州结识传教士郭居经，到1600年会见利玛窦，再到1603年接受罗汝旺的洗礼，历时八年，期间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思考。
除了关注“生死”的个体救赎问题外，徐光启还非常关注“死后”，更致力于“拯救世界”的答案。这个“世界”就是明末。
徐光启认为基督教的教义与正统的儒家精神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将其视为崇高的地位。这不仅与传教士的儒教化有关（利玛窦等早期西方传教士为了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在儒家经典中寻找与天主教的接合点），也与时代提出的命题有关。 。
徐光启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太常、天启、崇祯等朝代，也就是历史学家一般所说的明末。
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天地崩塌”的时代。农民起义、城市骚乱等事件不断冲击着王朝的基业；占主导地位的理学思想——理学——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已经走向终结，已经不能满足一个庞大的官僚帝国的治理需要；党争导致官员越来越多地把精力投入到腐败、聚敛金钱、拉帮结派等方面。
徐光启在动荡中苦苦寻找解决办法。他主张学以致用，主张学以致用，不屑空谈人性。虽然这一思潮在思想领域的代表人物黄宗羲、方以之、顾炎武、王夫之等，再过二十、三十年就不会登上舞台，但领域里已经有人了。科技先行者，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的游记等。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同出现，而徐光启也是受明末实学风潮启发的杰出人物之一。
正如欧洲文艺复兴的旗帜是恢复古希腊文化一样，明末的许多学者也有意识地将对现实的批判与先秦正统儒学的复兴结合起来。
万历时代虽然在政治上不好，但在思想文化上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学者有思考和独立思考的自由。史称“万历一代”。徐光启向万历郑重推荐他所信奉的天主教教义，并许诺“学天地利君”。他将God翻译为皇家祭祀中历来使用的“神”字，从而在此找到天（主教）与儒家同构的焦点。
儒家观念、复古思想、现代科学精神、基督教文明，这些异质的文化元素在徐光启身上统一起来，形成了他人格中巨大的张力。为此，研究人员创造了“儒教天主教徒”一词。
徐光启直到去世前都是一个中西文化的奇特结合体：他死后被朝廷授予谥号，墓前还被教堂竖立了拉丁文碑文。
先进而孤独
徐光启在科举之路上度过了22年，与传教士一起度过了38年。洗礼是徐光启一生的分水岭。此前，他一直在农村教书，干农活、治水工作。二十年来，他实际上是一个乡村农儒。此后，他考中进士，入仕为官，从事科学研究，过着宗教生活。
信徒的身份不仅规范着徐光启作为一名官员，也帮助徐光启作为一名科学家。
例如，他不接受礼物或贿赂，以免良心受到威胁。入教唯一让他烦恼的是他不能纳妾，而且他只有一个儿子。
他在上海徐家汇自家田地建立了试验园，从福建引进红薯。他还在天津建立了河北省历史上第一个农业实验园，并成功地将南方水稻引入天津。棉花选种、栽培、收获、纺织成为一个体系，都是由此开始的，被誉为河北省第一个雏形——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建立的实验花园。
他最大胆的想法是正式设立“特区”，正式给予基督教一定的发展空间，并观察其对普通民众风俗道德的影响。对此，万历皇帝回应了“我知道”三个字，但没有批准实施。
徐光启试图将逻辑精神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他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可谓是下了一番功夫。 1607 年徐和李的翻译是该书在阿拉伯世界之外的第一个东方翻译。徐光启并没有将“点、线、面、体”翻译成“粒、棒、饼、块”。俄语、瑞典语、丹麦语、波兰语等语言的译本分别出现于1739年、1744年、1745年和1817年。
徐光启坚信，他翻译的《几何原理》“一百年后人人都会学会”。他太乐观了，以至于实际上花了250年。
为了帮助明朝抵抗清军，徐光启从澳门招募葡萄牙士兵，引进火炮，大规模引进西方火器。这引发了明朝内部新旧思想的激烈斗争，计划半途而废。
徐光启编撰的《崇祯历》尚未投入使用，后被汤若望改名为《新西历》，献给清皇帝。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徐光启就像一个单枪匹马冲到了时代前沿的前锋，蓦然回首，超前于时代而落寞。
